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政府令294号


　　《南京市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特色街区管理办法》已经2012年7月12日市政府第7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



　　市长：季建业

　　2013年4月19日





　　南京市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特色街区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特色街区(以下称特色街区)的保护和管理，提升特色街区品位，促进文化、旅游和商贸融合发展，根据国务院《风景名胜区条例》、《江苏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和《南京市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特色街区的规划、建设、保护、利用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在特色街区内从事经营活动，以及居住、办公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特色街区范围包括：东起平江府路(含平江府路两侧)，北至建康路南侧，西至中华路(含中华路两侧)，南至琵琶街—来燕路—长乐路—钞库街，并包括东水关至中华门段内秦淮河(秦淮段)河道及两侧规划路(含规划路两侧)。

　　秦淮区人民政府对特色街区范围进行调整的，应当按照规定报批后向社会公布。

　　第四条 秦淮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其所属的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管理机构(以下称管理机构)具体负责特色街区的保护、利用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市、秦淮区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做好特色街区的管理工作，也可以依法委托管理机构实施。

　　第五条 特色街区保护和利用遵循政府主导、统筹规划、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原则，合理布局各区域功能，保持历史文化风貌。

　　第六条 秦淮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特色街区的培育和宣传，发展特色旅游服务业和文化产业，打造知名特色街区品牌。

　　第七条 对在特色街区保护和管理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秦淮区人民政府、管理机构依法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经营管理

　　第八条 秦淮区人民政府应当会同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编制特色街区规划。编制特色街区规划应当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的意见。

　　特色街区规划是特色街区保护、利用和管理的依据，编制确定后不得擅自修改；确需修改的，按照规定程序和权限修改。

　　第九条 特色街区内贡院街段、东西市段、大石坝街段、瞻园路段等街区的功能布局应当符合特色街区规划，特色街区功能布局具体规定由秦淮区人民政府制定后公布实施。

　　第十条 管理机构应当根据特色街区规划和功能布局，制定特色街区经营项目目录，报秦淮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经营项目目录批准前，应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第十一条 在特色街区从事经营活动，应当符合特色街区规划、功能布局和经营项目目录。

　　已有经营项目不符合特色街区规划、功能布局和经营项目目录的，管理机构应当引导其调整或者迁出。

　　第十二条 管理机构应当根据经营项目目录控制行业业态比例。已有各类小商品交易市场，不得超比例扩大经营面积。管理机构可以引导其调整。

　　第十三条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特色街区规划、功能布局和经营项目目录，协助做好特色街区的管理工作。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涉及特色街区的行政许可前，应当书面征求管理机构意见。

　　第三章 历史文化保护

　　第十四条 秦淮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划要求，制定恢复、维护特色街区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特色街区内建(构)筑物风格应当符合南京明清传统建筑特色，坡顶灰瓦白墙，色彩以黑、白、灰为主色调。

　　第十六条 特色街区内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建筑的空间格局和建筑形式依法受保护，并设置专门的保护标志，不得擅自改动和拆除。

　　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建筑由其所有人、使用人和管理人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保护、修缮，体现原址原貌；转让、出租的，应当将有关保护要求在转让、出租协议中明确。

　　第十七条 管理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老字号经营者给予扶持，支持其申报“中华老字号”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改建、扩建、拆除和迁移老字号建筑，应当经管理机构审核后，依法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八条 鼓励、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继承和发展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传统手工艺。

　　管理机构应当在特色街区内协调提供场所，供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和传统手工艺人开展传承和展示活动。

　　第四章 容貌和秩序管理

　　第十九条 特色街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应当与历史文化特色相协调。已有不协调的，应当予以改造。

　　单位和个人装修经营场所的临街立面，或者在临街建(构)筑物上开设门窗、变更门窗形式或者位置的，应当经管理机构同意。

　　除老字号商户外，店家、单位的临街门窗应当采用透明材料。设置外侧防护装置的，应当采用网格状透空式，不得使用封闭卷帘门窗。

　　第二十条 临街建(构)筑物屋顶不得架设天线、铁架等有碍景观的设施或者物品。设置遮阳(雨)蓬，应当按照管理机构规定的式样、规格、色彩和位置安装。

　　临街建(构)筑物空调室外机应当按照管理机构规定的位置进行安装，外罩或者挡板符合规定的式样、规格和色彩要求，支架底部离地面高度不低于2米，空调冷凝水接入排水管道，不得直接排放到建(构)筑物外墙面和地面。

　　第二十一条 店招店牌的色调、形态、尺寸、灯饰等应当与建(构)筑物风格、业态定位以及周边总体环境相协调，符合特色街区的容貌标准。

　　管理机构应当制定店招店牌的设置规范。

　　第二十二条 秦淮区人民政府应当会同市有关部门制定特色街区内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纳入市城市建设计划分年度实施。

　　禁止擅自迁移、改造特色街区内的公共设施。确需迁移、改造的，应当报经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审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前应当书面征求管理机构的意见。

　　第二十三条 经批准挖掘、占用特色街区道路、河道的，施工单位应当按照管理机构规定的材质和式样，对施工现场采取封闭围挡，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施工结束后，施工单位及时清理现场，恢复原貌。

　　第二十四条 电力、排水、供气、电信、有线电视等单位建设和维护相关设施，应当符合风景区规划和城市容貌标准，并采用符合特色街区风格的外观设计或者进行隐蔽铺设。

　　已有不符合前款规定的设施，相关建设、维护单位应当按照管理机构的要求，及时进行整改。

　　第二十五条 沿街店家、单位应当执行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保持责任区的卫生、秩序、设施、绿化、美化符合管理要求。不得抛洒垃圾或者向树池、路面倾倒污水。临街阳台、窗外不得吊挂、晾晒或者堆放有碍观瞻的物品。

　　第二十六条 管理机构应当合理配置环卫设施，满足游客需要。

　　特色街区内从事经营活动产生的垃圾实行统一委托清运，不得向公共垃圾箱倾倒。管理机构应当协调经营者和保洁公司签订协议，定期清运责任区内的垃圾，保持沿街公用设施和公共场地的整洁。

　　第二十七条 禁止将油烟口、污水道口、炉口等排污口直接面向街道，倾倒或者在岸坡堆放垃圾等废弃物，向水体排放污水，洗涤残留有毒有害污染物的物品，捕捞鱼虾，及其他影响和破坏水环境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并公布特色街区及周边的交通组织方案。

　　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秦淮区人民政府、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编制特色街区临时停车设施设置方案，按照规定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九条 秦淮区人民政府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确定特色街区内实行步行街管理的区域。除救护、抢险车辆和手推式轮椅车外，其他车辆不得进入步行街。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秦淮区人民政府应当发布特色街区规划、功能布局、经营项目目录等公共信息。

　　第三十一条 管理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和完善秦淮风味小吃标准、风景区服务标准、风景区餐饮商户分级管理等技术性规范。

　　第三十二条 管理机构应当组织和指导经营者制定商业经营管理公约，引导其参加或者组建相关行业协会，实行自律管理，提高经营服务水平，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第三十三条 管理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公布特色街区内房屋租金指导性价格，规范房屋租赁市场秩序。

　　第三十四条 经营者擅自改变经营内容、地点或者规模，不符合特色街区规划、功能布局和经营目录要求的，管理机构应当及时提出整改建议，指导经营者进行调整变更，并告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五条 管理机构对有利于彰显特色街区传统文化特色的项目，可以给予政策扶持。

　　第三十六条 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和完善消费者投诉渠道，及时调解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纠纷，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的经营秩序。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法律、法规、规章已经规定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处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管理机构审核，改建、扩建、拆除和迁移老字号建筑的，按照《南京市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处罚。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管理机构同意，对经营场所的临街立面进行装修，或者擅自开设门窗、变更门窗形式或者位置，影响特色街区景观的，按照国务院《风景名胜区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处罚。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设置店招店牌不符合特色街区容貌标准的，按照《南京市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处罚。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颁布施行后，经营项目不符合特色街区规划、功能布局和经营项目目录，又不进行调整或者迁出，严重影响特色街区规划实施的，按照《南京市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处罚。

　　第四十二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老城城南历史文化街区(含熙南里、朝天宫)的保护和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








王占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教授、主任




乌坎事件的合理解决令人欣慰、令人振奋，更让人看到了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新曙光，特别是看到了村民自治建设的新曙光。
　　一、乌坎事件有其全国性的制度根源，它的合理解决也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
　　乌坎事件的根源和核心实际是村民自治问题，事件获得合理解决的最大关键也正是在于肯定了通过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的合法性，即对村民自治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肯定。虽然这一“临时代表理事会”将来肯定会为正式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所取代，村支部将来也会重新选举产生，但是，如果没有意外，乌坎村的“村民当家做主”肯定就会从此建立起来了。
　　虽然“乌坎转机”本身还只是一个个案，但它同时更对深化村民自治改革、彻底落实和保障村民自治、普遍实现“村民当家做主”具有全国性的示范和先导意义。
　　这是因为，乌坎事件的爆发不仅有其特定的具体根源，而且更有其全国性的普遍根源。这种根源就是：村民自治在颇大的程度上没有得到落实。在许多地方，不是村民自治，而是村民被治。在村里真正当家做主的不是普通村民，而是村支书或村长及其助手。这些人利用手中不受制约的权力上下勾结、官商勾结、以权谋私，严重侵犯村民的切身利益，在全国范围内导致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众所周知，乌坎村事件也是因为村支部和村委会大肆侵犯村民利益而爆发的。
　　不仅如此，这种“村民被治”和村民利益遭到严重侵犯的现象，实际还有其更深刻的制度根源。
　　不难想象，如果遵循民主程序，当几乎全村13000名村民都起来反对村支部和村委会时，只是通过平和的改选就足以解决问题了，根本就不可能爆发如此严重的官民对峙和警民冲突。那么，为什么这种原本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情又把地方政府牵涉进来了，形成了那么大的风波，以至于高层领导都不得不介入呢？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
　　就比较直接的制度原因来说，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村干部专横、掠夺、村民被迫奋起反抗的对抗局面，一是因为村内选举被少数人所操纵，选举是假选举，或者是选举舞弊很严重，致使“村民当家做主”无以实现，真正实现的只是“村干部当家作主”。二是因为没有设计和安排村级分权制衡体制，以至于每次或真或假的选举产生的都是握有不受制约权力的村干部，他们在两次换届选举之间就是村级独裁者，这就使之有可能利用自己手中的这种权力，通过侵犯、侵占、侵吞村民的利益而发财，然后再用这笔不义之财向上贿赂地方官员，以谋得其对自己连任的暗中支持，向下对村民实行贿选，以直接实现当选和连任。由此，也就形成了一种权钱结合的低投入、高产出、可持续的特殊利益的生产线，以至于相当数量的村干部和地方官员都对此乐此不疲。
　　那么，我们再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许多村级选举会被少数人所操纵、以至于许多地方都是“村干部当家作主、村民被治”的现象呢？在这里，除了纯粹地方性的原因外，也有两种深层次的思想原因和体制原因。
　　一是没有解决好党的领导与村民当家做主的关系。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历史惯性下，仍然缺乏放手发展基层民主政治、放手落实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思想准备，总是不由自主地想“以党治民”、“以党控民”，想以党的系统直接控制社会细胞，控制到村和居委会，想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名通过村支部直接掌控村级权力。这就必然会与村民的自治权发生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出现自上而下地干预、操控村级选举、破坏村民自治的种种不良现象，必然会使村干部的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从而使村级腐败和地方官员的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使村民与严重腐败的村干部和地方官员的矛盾越来越大，使农村的（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使原本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问题越来越扩散为了官民关系、党群关系、警民关系问题，也使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伤害。这次的乌坎村事件显然也是这种思想惯性、体制偏差及其普遍逻辑的具体产物，因而也是全国诸多同类现象中的一个具体案例。
　　二是两种不受制约的权力相结合必然导致严重恶果。现在的乡镇级和县级选举基本上仍然是走形式，这种形式上的选举之后形成的权力结构又不是分权制衡的，而是高度集中的，这就使之也成为了不受制约的权力。村级权力与乡镇级、县级权力紧密相联，这就很容易出现这两种不受制约的权力上下勾结、相互利用、以权谋私、共同侵犯农民利益的现象，特别是在经济利益较多的城乡结合部等涉及土地问题的地方，就更是如此。这同时也使县级以上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可能通过县级和乡镇级权力一直连结到村级村权力，从而形成一个长长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链条，而这个利益链条的基础就是自上而下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体系，这个利益链条所要鲸吞的也主要是农民的土地利益。为什么有些人总想以村支部剥夺农民的自治权？恐怕以此攫取巨大的土地利益更是其中的深层原因。这就更与党的性质和任务背道而驰了。至少在客观上，剥夺农民的自治权最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这是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
　　这样，通过这种或长或短的利益链，一方面，上面的腐败官员得以通过腐败村官从村民手中攫取非法利益，而且经常是获得整个非法利益的大头。另一方面，腐败村官也得到了党政机关中的有关腐败官员的撑腰，从而既能“顺利当选”、“连选连任”，又能在大多数村民的反对和抗议中“巍然屹立”，因而也就可以持续不断地攫取非法利益而又不遭殃。我们在乌坎村事件中看到的实际也是这种现象。将来事件查清后，更可以具体地证明这一点。这就进一步表明，乌坎事件是有其全国普遍性的制度根源的，因而也是全国同类事件的一个缩影。
　　乌坎事件的这些全国普遍性的制度根源可以归结为一点，这就是在一系列的思想偏差、体制偏差和体制漏洞下，村民自治仍然未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以至于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村干部当家作主、村民被治”的乡村专制体制；于是，“两种不受制约的权力相结合”、共同祸害村民的事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了。
　　由此，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对乌坎村事件的合理解决中，充分尊重和肯定村民自治，支持和帮助村民当家作主，从而也开始调整了党的领导与村民当家作主的关系，也就不能不具有了全国性的示范意义和先导意义。虽然这还只是一个开端，但它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良好开端。它是在危机中打开的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突破口。由此发展下去，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将开始进入新阶段。
　　二、农民民权意识的觉醒必然导致村民自治的新发展，先进地区的新发展必然预示和引领全国新潮流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沿地区。先进地区历来都是首先出现发展中的新问题的地区，又都是首先解决这种新问题的地区，因而也是开风气之先和引领历史潮流的地区。这在世界范围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这在解决新问题的新方向、新思路、新方法方面是这样，在从根本上解决新问题的制度建设方面也是这样。这也使乌坎事件的合理解决具有了全国性的示范意义。
　　乌坎事件的出现和合理解决无疑有其较先进地区的特殊根源，这就是农民民权意识的较早觉醒和相对较高的维权能力。
　　我特别注意到了有关报道中的下述事实：
　　从1970年至今年，乌坎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已经连任此职长达41年之久。他是乌坎村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者。他在讲到村里的土地问题时就曾公开说过：“我想给谁就给谁，想不给你就别想拿到”。最近几年来，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竟将村里的几千亩（一说上万亩）土地陆续贩卖出去，卖地所得达7亿多元，而给村民的补助款只有550元，其余全被当地官员和村干部所私吞。薛昌和十几位村干部都盖起了被村民称为“别墅”的二层楼。他也成为了一些市府官员的“财神爷”和座上宾。
　　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乌坎村民似乎也形成了对于这位长命书记的路径依赖。四十岁左右的村民从懂事起就知道“薛昌是村支书”。村民们对这位长命书记的贪赃枉法多是默认和容忍。虽然他们从未见过选票的样子，但村里却总会贴出告示，宣告薛昌又成功连任村支书了，其间的舞弊可想而知。今年他又“做票”造假，声称自己以85％的得票率当选人大代表。多年来，村民对此的反应多是“井水不犯河水”，“你做你的官，我赚我的钱”。这就默认和纵容了薛昌等村干部的专横与贪腐。
　　这正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官员。有什么样的村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村干部。但当人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觉醒后，一切都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近几年来，村民们越来越意识到村干部们正在对村里的土地玩“监守自盗”的把戏，越来越感觉必须起来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直到今年，村民们才从外出打工返乡的乡亲口中、从网络上有关民主选举的报道中了解到，原来宪法和法律已经确认了自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进而，他们又在较为先进的大环境中，继续学习和加深了对于民主的理解。
　　由此，“查清村委换届选举情况”就成为了村民们的一项主要诉求。
　　由此，在集会游行中就出现了“还我人权”、“ 反对独裁”、“开放选举” 等横幅。
　　由此，就出现了富有理性和政治智慧的井然有序的维权抗争。只是在被激怒的情况下才出现了一些可以理解的不理性行为。
　　由此，才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民主选举产生了“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从而真正开始实现了乌坎村的“村民当家做主”。
　　由此，整个乌坎事件才得到了一个赖以获得具有全国普遍意义的合理解决的基本前提条件。
　　这就表明，至少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较高水平的基层民主的发展正是较先进地区首先出现的新事物。
　　虽然现在在较后进地区也都有程度不同的村民自治，但其经济社会根基显然不如乌坎村所在的广东地区深厚，它所达到的水平也都不如乌坎村。
　　乌坎村的这种民主发展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必然导致基层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历史趋势，而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于乌坎事件的合理解决也顺应了这种历史大潮，合乎了人心所向，实现了重大突破。由此，这种先进地区的官民结合的新变革也就不能不成为了我国村民自治建设和整个基层民主建设的新曙光。
　　三、“乌坎转机”在我国宪政民主建设中的主要意义概括地说，这种意义至少有三条
　　一是它再次启示我们，正如小岗村实行的承包制是当时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环节一样，乌坎村实行的“村民当家做主”的基层民主也是解决现阶段农村问题的关键环节。
　　诚然，面对群体性事件，不再以“对手思维”去解决，而是以“认真解决好群众利益问题”的诚恳态度去解决，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确实是非常之好，非常令人欣慰，而且也有全国性的重要示范意义。但是，既然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导致矛盾积累和激化的主要根源，那就更应从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着手解决问题。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体性事件，而不是总是不得不去充当疲于奔命的救火队。
　　所以，在广东省合理解决乌坎事件的各种新型举措中，最根本、最有长远意义和普遍意义的举措，就是打破了“必须以村支部为中心”的事实上的禁忌，充分地尊重和肯定了村民自治。这在实质上已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的实质也正是彻底实现和保障村民自治，即毫无保留地尊重、支持和保障“村民当家做主”。
　　“村民当家做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在农村的具体形式，就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无疑应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推广。唯有如此，曾经向农民承诺的“社会主义天堂”才能切实降落到人间，当年农民群众为中国革命付出的巨大牺牲才能得到应有的报偿，无数为解放人民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才能在地下安眠，执政党的政治信誉和政治合法性也才能够得以恢复和重建。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农村真正有效地构建起和谐社会，才能大幅度地减少农村地区的群体性事件，也才能使党政机关恢复其本来应有的秩序与安宁。
　　二是它启示我们，落实村民自治的关键在于解决好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问题，即解决好农村地区的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我们的生产队为什么不搞民主？队长不合格就淘汰，社员应该有权利，现在有些干部权力大得很，包办选举，几个人说了算。所以现在农村有霸，出霸王。”（《邓小平年谱》，第379页）
　　他更指出：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7-218页）
　　他还明确指出：“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整个国家是这样，各级党的组织也是这样。”（《邓小平年谱》第685页）
　　邓小平所说的“党政分开”实际还包括了“党与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分权”这个重要内容。他说：过去“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他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主张把那些各级领导机关“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放在下面，放在……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这样就能使这些事情“可以很好办”。（《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287页）
　　实际上，邓小平理论的这些内容已经为解决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基本指南，这就是：
　　（1）农村应该实行民主选举，实现村民当家作主，杜绝村霸现象。
　　（2）农村应该实行村民自治，自行解决问题，而不是党去包办代替，更不是党在农民头上强迫命令、称王称霸。
　　（3）党的农村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村民当家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