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城市基本建设档案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交押编制基本建设工程竣工档案保证金的暂行规定》
厦门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完整、准确、系统地保存和科学地管理城市基本建设档案（以下简称城建档案），确保城建档案的安全及有效利用，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需要，现根据国务院批准颁布的《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建档案是城市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等工作中形成的应当归档保存的各种图纸、图表、文字材料、模型、计算书、照片、影片、录象、录音带等技术文件材料的总称。它是城市进行规划、设计、建设、管理、抗灾和战备等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依据，是城市建设的真实记录，
是城市发展的历史记载，是国家全部档案的组成部份。
第三条 城建档案工作是城市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城市各方面的工作服务。市属各单位和驻厦门市的中央部属、省属单位、各地驻厦单位、部队及群众团体等，在基本建设中所产生的城建档案，均应纳入本市城建档案的管理范围。
第四条 按照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城建档案的管理要求，本市城建档案工作实行统一领导、统一制度，多套分存，分级管理。不许任何部门和个人把城建档案据为私有。

第二章 城建档案工作的管理体制
第五条 全市的城建档案工作由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归口领导。市成立“厦门市城市基本建设档案馆”（以下简称市城建档案馆），负责全市城建档案的统管。城建档案馆是市人民政府所属的科技事业单位，同时兼有职能部门的性质，日常工作由市规划办公室代管，具体负责全市的城建
档案的管理工作。业务上受市档案局的指导、督促与检查，其经费由城市维护费列支。它的主要任务是：
一、收集和保管关系到全市国计民生的重要、大型工程、市政公用设施等应当永久和长期保存的城建档案及有关资料；
二、对接收进馆的城建档案进行科学管理，积极开展利用，逐步把城建档案馆建设成为城市建设档案资料的储存、利用、咨询交流服务中心；
三、根据城市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等项工作的需要汇编整理有关资料；
四、对全市城建档案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遵照上级有关城建档案工作的规定、指示，制定实施细则，并参加接收范围内的工程项目的竣工验收；
五、有计划地组织城建档案业务培训、努力提高业务工作能力和管理水平，以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第六条 各县、区要加强对本地区城建档案工作的领导。县、区建设局（科）应设立城建档案室（或与科技档案结合），配备必要人员，建立管理制度，收集和保管与本地区有关的城建档案，并对本地区城建档案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七条 市一级各专业主管局（公司）应建立和健全本系统的城建档案，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或与科技档案结合），制定管理制度，并对基层单位的城建档案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八条 本市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或工程设施管理单位都应将建立和健全城建档案列为各单位生产建设和施工、技术管理工作内容，把城建档案的形成、积累、整理、归档工作纳入管理制度，列入有关人员的职责。

第三章 城建档案的范围
第九条 城建规划档案
一、勘察测绘资料：各种比例尺的地形图、航测照片、测量成果、地质和水文地质钻探等方面的图表和文字；
二、城市基础资料：包括城市历史沿革、经济人口、科学技术、文教卫生、资源、地名、地震、土壤、植被、气象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资料档案；
三、城市规划：包括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用地管理、土地整治规划方面的档案。
第十条 城市建设工程竣工档案
一、工业建筑工程与设备：包括工厂、矿山、电站等方面档案；
二、民用建筑：包括学校、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宾馆、体育馆、医院、广播电视、影剧院、商场、办公楼、住宅等方面的档案；
三、交通运输工程：包括公路、铁路、地下铁路、桥梁、车站、机场、港口、码头、仓库、海堤、隧道、航标标等方面的工程档案；
四、市政工程和公用设施：包括城市道路、给水、排水、煤气、供热、供电、电讯、路灯、环卫等方面档案；
五、水利工程：包括河湖、水库、防洪工程等档案；
六、城市战备工程：包括人防工程、军事地下管线和其他有关的隐蔽工程等方面档案。
第十一条 城市建设管理档案
一、城市管理和房地产管理方面的档案；
二、市政工程和公用设施管理方面的档案；
三、环境保护和环境卫生方面的档案；
四、园林、绿化和古建筑、构筑物方面的档案。
第十二条 城市建设、设计、施工的科研技术档案
一、工程技术方面的科研档案；
二、施工技术方面的科研档案；
三、各专业的科研技术档案。
以上各点的具体归档内容，各时期可根据需要由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公布。

第四章 城建档案的报送与接收办法
第十三条 凡是在本市规划区域内的所有地上地下工程，均须按照原国家建委一九八二年二月颁发的《关于编制基本建设工程竣工图几项暂行规定》和国务院一九八四年一月颁发的《城市规划条例》的规定，编制竣工图及竣工档案。要认真执行国务院1980年颁发的《科学技术档案
工作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对于没有完整、准确、系统的竣工档案的工程项目，不能进行验收。竣工档案的份数、小型建设项目不得少于两套。一套交主管机关，一套交使用单位。属市城建档案馆接收范围的工程项目的竣工档案，除上述所需外，还应无偿交一套给市城建档案馆，其他方面
所需套数另行商定。
为加强建设工程竣工档案的管理，对在建工程、新建工程实行交押编制工程竣工档案保证金的办法。保证金于建设工程批准建筑时征收，工程验收移交竣工档案后如数退还。具体办法另行颁发。凡不按有关规定报送竣工档案或因竣工档案不准确，由此而造成损失，由工程设施管理单位
承担，情节严重者，要追究个人责任。
第十四条 目前分散在各单位的应接收归档的城建档案，应结合科技档案工作的恢复、整顿，进行清理、核对、补制整理，组成保管单位，并向市城建档案馆报送存档目录，由城建档案馆编制接收归档目录后，逐步办理接收手续。
对保留在使用单位的重要的城建档案，使用率较高的城建档案，应当进行复制，报送市城建档案馆壹份存档、分别保存，以保证非常时期城建档案的安全和提供利用。
第十五条 本市已建成的重要的地上建筑和各种地下工程，凡没有竣工图的都要组织力量补做；竣工图不准确的要组织力量进行修补。组织工作由工程设施管理单位负责，新补制的图纸资料应及时编制成竣工档案报送有关档案部门保管。
第十六条 各建设单位在驻地围墙外进行地下工程建设（包括地下工业管道、电力、电讯、直埋电缆、人防等），必须报送按本市统一座标制实测的有座标、高程等内容的平面、断面图的全部竣工档案。如属国防、军事等有特别保密要求的工程，必须提供该建筑物、构筑物的外部尺寸
、结构性质及按本市统一座标高程内容的平面、断面图、内容可适当从简。
第十七条 为保持竣工图与现状相符，各项已建工程在维修的过程中有变更结构、管线位置等或废除者，必须修改竣工图或附文字说明。承担维修、改建的施工单位要负责绘制竣工图并及时向工程档案的保管部门报送变更部份的竣工图。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工程设施管理单位负责
。
第十八条 建筑物移交新管理单位时，其工程档案必须随同移交新单位。凡停建、缓建工程的档案由建设单位集中保管，建设单位撤销，其工程档案向上级机关或市城建档案馆移交。
第十九条 报送进馆的城建档案，应当做到书写材料优良、字迹工整、图样清晰，并组成保管单位、装订成册（每册30×22公分以内，即Ａ4规格）填报送清单后，办理归档手续。
第二十条 向城建档案馆报送档案是各单位应尽的职责，形成和报送档案的费用由各单位承担。

第五章 城建档案的管理
第二十一条 各级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应配备足够数量和可胜任工作的管理人员，其中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工程技术人员。档案管理人员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遵守保密制度，刻苦钻研业务，提高管理业务水平。
第二十二条 各级城建档案部门，必须编制城建档案保管期限表，保管期限分永久、长期、定期三种；所保存的档案要定期进行鉴定，确定密级；销毁档案必须造具清册，经单位领导审定，报上级主管机关备案，并经指定的销毁人和鉴销人在销毁清册上签字后方可销毁。
第二十三条 必须定期检查档案保管状况，对破损或变质的档案及时进行修补和复制。
第二十四条 为便于查找利用，对收集的档案应及时进行整理、编制必须的检索工具。
第二十五条 档案库房内应保持适当的温度、湿度，必须有防盗、防火、防晒、防尘、防虫、防鼠等设施，并具有一定的抗震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第二十六条 档案的管理要逐步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实现管理技术的 现代化。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经厦门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行，过去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按本办法执行。各单位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可结合具体情况制订实施细则。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具体实施中的问题由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进行解释。
为了切实贯彻国务院一九八四年一月五日颁发的《城市规划条例》和原国家建委一九八二年二月颁发的《关于编制基本建设工程竣工图的几项规定》，保证基本建设工程竣工档案编制工作的落实，特作如下暂行规定：
一、各建设单位与设计、施工单位进行建设工程投标，签订施工合同时，应明确编制竣工图的单位，注明竣工图的份数和经费来源。工程竣工验收时，要将完成竣工图作为一项主要的内容。
二、各类建设工程的竣工档案应自始至终指定专人负责，从施工开始则应进行收集保管并及时做好隐蔽工程检验记录，整理设计变更文件等。工程竣工后（或阶段完工），及时将施工中形成的图纸，文字材料，照片等加以系统整理，编制竣工档案，组成保管单位（卷、册、袋、盒等）
，填写保管期限，明确密级，由工程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对其完整、准确性进行审查、签章，按规定期限于工程竣工验收后，及时移交市城建档案馆及有关档案室。
建设工程竣工档案主要有：工程建设批准文件、设计任务书、建筑执照、施工合同、隐蔽工程记录、质量检查记录、竣工图、设计图、施工图、工程决算、竣工验收证明书等。
三、国家规定的大型工程或市重点工程项目的验收，应有市档案局和市城建档案馆参加。中小型工程的验收应有建设单位或工程设施保管单位的档案室参加。
四、凡按图施工没有变动的工程或虽有一般性设计变更，但能在原施工图加以修改补充，可用施工图代替竣工图者（有修改补充的部分需有注明），须使用新施工图加盖“竣工图”的标志。竣工图标志的主要内容应有施工单位名称，技术负责人签名，竣工图编制日期等。
凡结构形式改变，工艺改变，平面布置改变以及有其他重大改变，不宜在图上修改、补充者，应由设计单位负责出修改图并附文字说明，然后由施工单位绘制改变后的竣工图，并由施工单位负责在新图上加盖＂竣工图＂标志。
凡属地下管线工程，在埋土前必须进行实测，其竣工测量成果必需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审核签认，同竣工图一起报送。
竣工图一定要与实际情况相符，并经承担施工的技术负责人审核签认。
五、施工单位编制整理竣工图所需的费用，由施工单位在建筑安装工程造价中列支；建设单位负责编制和需要复制的费用，由建设单位在基建投资中列支；建成使用以后需要复制、补制的费用，由使用单位负责。
六、为做好基本建设工程档案的编制工作，保证如期归档，今后各项建设工程在领取建筑执照时必须向市城建档案馆交押保证金（或在该项工程第一次拨款时，由建行划转）。
征收标准如下：
Ａ地面工程：
1、工程投资在100万元（含100万元）以下的项目交押3000元；
2、工程投资在100万元以上的项目交押3％。
Ｂ地下工程：
1、工程投资在10万元以下的项目交押2％，最少500元；
2、工程投资在10万元以上的项目交押3％。
保证金在建设单位移交竣工档案后如数退还。如果各种工程在竣工验收六个月后尚未向市城建档案馆移交竣工档案者，没收保证金。再经三个月仍不报送竣工档案，可按第七条进行处理。
七、市档案管理部门及市城建档案馆有权检查建设工程竣工档案的编制情况。在施工中如不及时安排编制竣工图，或不按规定报送竣工档案的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可以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或经济措施：
1、通知有关部门对责任单位今后的建设项目不再批给用地，不办理土地征用，不批新项目的建筑执照等；
2、通知建设银行暂缓该工程的“核销投资”，扣留部分尾数，暂缓结算；不办理竣工验收；
3、没收保证金，直至罚款。
八、凡报送进馆的城建档案，应装订成册，其规格为30×22公分以内。
九、不按本规定或有关规定报送竣工档案或因竣工图不准确，由此而造成事故的损失，由责任单位承担，情节严重，要追究个人责任。
十、以上各项规定，由市城建档案馆具体执行，市建设银行、市规划管理部门及建设单位等有关部门应密切配合。
十一、本规定自颁发之日起执行。



1985年3月30日
摘要: 政治契约创建了平等者的共同体，但在卢梭的观念中，平等并不适用于婚姻契约，那么之于女人，公民身份与婚姻身份的逻辑断裂，在平等理论发生的那一刻，就隐含人权与女权的互不兼容性。尽管通过女权运动，权利清单增补了女性条目，但这种偿还式的“正义”依然局限在“人权”逻辑之中。依循卢梭的疑虑，女公民何以成为一个问题，政治与自然的差异法则，使得女人处在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之中，人权无法安置“女人”。而正是这个充满困难的位置，让赋予式的界定性的权利论走向一种发明的、变化的、生动的话语实践之中。政治平等的动态平衡机制，必须同时面对“一”与“多”的问题。权力的统一性不可能蛮横地采取排斥原则，漠视世界的复杂性。有关复杂性的政治理解，与权利再造与平等再生相关，并表现在女权与人权的抗辩之中，基于此，作为价值预设的政治平等，才可能释放出更强大的解放力量。
关键词: 政治平等；人权；女权；权利再造；平等再生



当我们谈论平等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实际上我们是在谈论政治。于是，政治平等的关注范围被划定为这样一些种类：性别、种族、阶级、阶层以及族群等。这样一来，是否意味着性别平等仅仅是政治平等的一个类别，或者性别是否与阶级、种族以及族群差异处在同一个逻辑层面？当然，从女权运动的发展史来看，将曾被剥夺的权利归还给女人，代表着正义的实践与政治的进步。现代之后，就国家权力所颁布的权利清单而言，似乎该授予的都授予了，并以成文法的强制力予以保障。作为社会运动的女权主义，只不过是经由女人自身的意识觉醒，逼迫现代国家行为所做的一种偿还，看起来人权的普遍性并没有受辱。但与权力起源相关的性别范畴，性别平等的复杂性恰恰在于除了修补性的权利归还之外，试图逼迫整个权力机制从根源上自我反省，这里就涉及平等理论的缘起与政治构想的可能性问题。

一、人权平等的缘起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的平等，作为一种价值表述，最早出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人权宣言》之中，随后此经典文献中的“平等”作为政治承诺，写入了1791年的法国宪法之中。从“平等价值”的发生现场来看，首先它是作为一种革命理想被提出的。《人权宣言》第一条写道：“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社会差别只能是基于共同权益的基础之上。”显然，此处的平等强调的是政治正当性的前提与基础，而作为原则实践的共同权益，在第二条中明确指出：“所有政治结合的目的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动摇的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指：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作为事实结果的社会差别与政治平等的预设处在不同的逻辑层面。但在政治革命的行动中，平等被理解成了相同，政治平等与社会公平的混淆，这也是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谈论法国革命时指出的重要差别，即法国革命的政治性被社会性问题所渗透。[1]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开篇就指出存在两种意义上的不平等：一种是自然的，比如力量和智力；一种是政治的，从约定而来的特权，是人为的。[2]在此，先天的不同被卢梭理解为不平等，但这不是导致人之不幸的理由，而是政治的不平等妨碍了人的幸福。人本来是生而平等的，自从私有制出现之后，不平等造成了这一自然事物的腐败。需要注意的是卢梭无意废除私有制，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应该以平等的政治权利来限制私有的扩展，即平等意味着人根据国家意志所拥有的部分应该得到保护，从而可以克服先天差异所造成的不平等，这就是说人总该拥有点什么，才是其权利平等的终极保障。[3]卢梭的这一思想在《人权宣言》中有保留地得到继承，政治平等意味着平等自由地享有各项权利，而卢梭思想中混沌浪漫的“自然状况”被“社会差别”所修正。

政治平等与社会公平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基础和根据，后者是平等的事实与实践。两者关涉的对象也不同，《社会契约论》旨在回答如何创建政治平等的基础，人们重新立约，推举公共权力。在这一政治创建行动中，关涉的是立法、立法者、公共意志、个人意志以及被称为“人民”的政治集体。在社会公平还没有到来之前，人们还需为政治平等的奠基，做出哪些艰苦的工作，去平等地赋予共同体成员以相同的权利，比如私有权的裁定，而至于贫穷与富有的差异，是基于这个平等基础之上的社会差异，是可容忍的，与平等与否没有关系。

这里存在一种有关平等的循环式论证：赋予全体社会成员以平等的权利，那么政治平等的内涵就是全体成员享有同等权利，而这个共同体就等于平等者的共同体。这个由平等者所构成的共同体，实际上也造就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即任何人不再依附于任何人，他们按照契约结盟、合作以及竞争。契约论不仅回答了现代政治的正当性问题，更为关键的是意味着立约行动是现代人格的发生现场，而独立个体与立约资格相辅相成，进而可见，赋权的对象正是这个公民个体，在理论上立约的发生先于赋权。但是，我们发现人权平等并不适用于婚姻契约的状况，平等者的共同体因为性别而丧失其逻辑一致性。

卢梭在其另一部著作《爱弥尔》中认为，作为公民个体的女人并不存在，女人是通过对男人的服从，来践行个体公民对公共权力的维护。就是说如何鉴定女人的政治属性，不能根据其公民身份，而是勘察女人在家庭生活中的作为，她是否在自然基础之上维持着家庭的合理秩序。[4]这样一来，公民个体就成了男性公民个体，而成为一个女公民，不是与社会一道从自然状态走向道德状态，之于女人，自然状态就等于道德状态。这里的矛盾在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告诉我们的是追求平等的自然依据，并且卢梭还明确指出自然状态中，不存在女人之于男人的服从问题，而婚姻的出现则是一种转变，可见婚姻并非天然，那么婚姻契约与共同体的政治契约，就摆脱自然状况而言，两者都应该算是一种政治行为。因为婚姻契约所形成的微型共同体，同样要处理的是两个个体结盟之后，其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可在《爱弥尔》中，卢梭提出婚姻是一种基于习俗的自然基础，那么，到底何为自然？契约论缔造的难道仅仅是男性公民个体？显然，女人还滞留在自然状态，但卢梭又提到，原始自然状态中没有谁服从谁的问题，那么“女人”是如何显现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女人问题”是伴随着政治现象而出现的，这也正是卢梭犹疑不定之处：婚姻到底是自然的还是政治的？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开篇，自然而然地将城邦的权力原型确认为家庭，即父权制。如果说政治权力的原型是家庭，那么女权主义理论更关心的正是这原型的原型，即父权制产生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女权主义人类学家吉尔·罗宾（Geyle S. Rubin）认为：外婚制伴随着针对女人的交换行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一般的剩余产品的交换。而另一位女权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因为“女人”能产出生命，正是这种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生产行为，其暗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即异性婚制，而外婚制则是其性命攸关的政治配套。[5]这样一来，性行为本身或者说异性性欲取向，即自然交配行为首先需满足于人类自身生产的目的，从而将这种带有目的性的异性婚制强化为对偶性的一男一女，然后才是女人的外嫁。

性别之别，如果仅仅停留在一个生理层面，其实并没有说出更多的东西。当我们说“性别”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已经明确其重要的含义，即人类必须先安排好自身的有关生殖活动的生产 / 权力制度，才有可能在交换女人的行为中，不断积累、沉淀并解析出其政治价值。与原始时期就出现的奴隶交易不同的是，能够“生产”的女人无疑成了原始政治生命体的生产工具，就是女人不仅仅在产出生命，她还产出了政治关系，即基于联姻的政治联盟。而她生产出的个体则作为政治构成的实在因素，即家庭成员的政治属性隶属于父权制，在此，这才有点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劳动者，其劳动产品并不归她所有。这在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解释之中，女人成了悬而未决的、部落联盟之外的、缔约双方的第三类存在。[6]

因此，“男人”这个概念如城邦的正义的整全性，是不可分的，但他们掌控并实施着划分的权力。就两个部落而言，他们可以互为他者，于是我们发现建立在部落中心意义上的朦胧主体性意识，在主体与他者之间，才可找到女人的位置。“她”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这个“她”什么都不是的同时，可以是任何东西，既是妻子、女儿、母亲，同时也与物件、贝壳以及牲畜类似，她们与它们共属于交换的客体。在此我们依照列维—斯特劳斯的路径就会发现，政治学中有关人 / 男人的定义之中，“女人”成了悬而未决的第三方，或者在场的缺席者。

《人权宣言》的法文全称是《人与公民权利的宣言》，此处，“人”与“公民”两个词的并列说明了什么？人与公民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人在定义公民还是相反，人与公民之间的空隙暗示着什么？可见，是“公民权”在扩展人之为人的普遍性，但公民权仅仅是在人与国家的关系中来规定人的平等状况，而在这个关系之外，平等一定会遭遇现实差异，激发并提升人们对于差异的敏感度，进而让权利与体验保持某种紧张关系，在这个更为幽微曲折的关系中去构造新的权利形象。公民权之于人，并非是饱和与对等的，公民权是在人的现实状况中得到理解的，即，什么人，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以什么样的身份去践行公民权，并获得一种肯定的陈述，“生而平等”的天赋之权仅仅是一种预设和指令。

因此，从人权奠基而来的政治平等，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似乎已经是一种普遍性的保证。更进一步，当我们说平等的时候，实际是在根据人的自我完善性来想象生命的理想状态，而政治范畴之下的权利平等，是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中得到确认的，就是说在国家的眼里，所有的公民在权利层面都被同等对待，而其实践则体现在立法与司法行为中。因此，人权平等只是针对抽象的全体公民，而对这个共同体的构成性问题予以悬置，并将生活世界的差异性排除在外，确立现代人格的第一原则，这就是公民身份。女权平等恰恰是从这里出发，平等不是逻辑的终点而是起点，去诘问“人权”说的“人”是如何构成的，当我们说出“人”这个概念的时候，非人的存在是指哪些，因为“人”的总体性定义不可能自我指正，这个概念一定是在差异、关系与转换中被构造的，人权逻辑的辩证性就在于人的生成总是处在非确定性的绝境之中。

由此，“人”的概念不可能是一个封闭性的陈述，在卢梭那里，他必须借助一种自然人的自然状态来界定政治人，即从自然状态过渡到道德状态的“人”，保留了什么，并增添了什么，这个增添的部分就是国家意识及共同体的诞生。于是人的自由不再是野蛮状态下，今天睡在这个树上，明天睡在另一棵树上的自由，而是时刻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自由，这种自由一定不是放任的结果，恰恰是理性指导之下的行为总和，这使得平等自由既具有自然正当性，而同时具有共同体所赋予的合法性，于是平等理念在其诞生的理论现场，就已经是在差异之中被构造出来的，就是说人来自自然但又不同于自然。可见，人权叙事本身就是构造性的产物，作为自然权利的政治实践，人权是在实践理性层面，将经验的多样性统一在抽象的平等形式之中，因此对于人权概念的再造与扩展在理论上就具有可行性。人权作为中介项怎么可能只停留在自然 / 政治的单义的对立之中？人权平等的起源提示我们差异如何作为原则，作为政治想象与政治创造的内在机制，去探究差异的差异到底是什么？既然现代政治的诞生刷新了人对自我的认识，为什么不可能发明更多？

二 、作为问题的“女公民”

尽管从女权运动的历史来看，赋权仿佛是人权之于女性权利的一种滞后性的偿还，成文法的条例上添加了女人的工作权、投票权与教育权，这一切仿佛是在表明，权利说具有自身的修补能力，而在历史时间表上，滞后发生并得到国家承认的女性权利，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被历史不小心遗漏了的权利子项而已，在人权大框架之下，在人的概念中，男人和女人的集合作为整体性的表述，权利清单得到了扩充而已。

当权利清单的罗列与女人生存的体验格格不入的时候，女权才作为人权的悖论性存在被人们所意识到。女人们发现自己通过千辛万苦争取来的权利，恰恰是以丧失性别身份为代价而获得的，“像男人那样行事”反证出人权标准原来是有性别的，社会要求进一步指明，只有你必须把自己变成和男人一样的时候，你才有资格说，是的，我享有了平等。平等之于女人，除了是一项变性手术之外，还有什么呢？这已经偏离了卢梭平等理念的内核，即自然正当在女人这里成了一桩不可饶恕的罪。现代人的自主性一目了然，而女人的自主性则成了伦理选择的困境：在女人试图获得人格独立性的时候，性别差异显然与人权所暗含的变性资格相忤逆。基于人权平等没有说出的东西，女权平等恰恰是在这个沉默的地方发声，去理解另外的不平等，这不平等伴随着文明或权力的起源，并内在于人们的习俗与文化之中。要支撑这不平等的男性霸权，现代国家有时很会装聋作哑，因为人的概念与男人的概念往往是重叠的。

一个俗常的表达是：我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男人或女人，但前者是概念性的，后者是实存性的。从不平等的另类起源中，我们发现启蒙之后的“人”之概念是一种预设前提，在此名义之下，可形成如下问题：政治平等是如何被表征的，政治平等所蕴含的诸要素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联，是如何被连接起来的？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要素之间的冲突是如何发生并得到解决的？

政治平等的创生原则，在卢梭那里有种模糊的社会主义意味，尽管卢梭并没有明确反对私有制，但他必须在理论上回答平等赋权的充分条件是什么？他在《社会契约论》认为，当所有人将所有权利让渡给共同体，即每个单独的个体必须转变成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人才可从共同体中获得存在感，这个“存在感”当然与卢梭所珍爱的自由相关。而让渡的目的不是霍布斯认为的那样，将自然权利托付给主权者获得照料与看护，而是为了形成一个普遍意志（公意）做好准备。就是说，在平等共同体发生的那一刻，人与人的差异或不同是通过这种“让渡”被抹除，这有点类似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这一始源的政治发生场景，只不过卢梭的这个共同体发生学更加的抽象化以及形式化。在普遍意志被推举之后，个体与共同体血脉相连，服从自己与服从共同体也就没有对立与冲突了，反之，共同体受到伤害就等于每个个体受到伤害，每个个体的生命脉动与政治节律处在和谐共振的状态中。

卢梭的主要目的当然不是强调集体大于个人，而是说人要脱离低级放任的原始自由，就必须放弃强与弱的天然差别，当然此处的差别在原始状态中与等级秩序无关，而是说在立约的那一刻，抽象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必然是无差异之人的联合，道德状态下的限制并没有让自由有所损失，恰恰相反，这种联合保护了所有人的自由，就效果而言，实际上限制了强者的自由，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出现埋下伏笔，到了马克思那里，个人自由则被阶级解放置换。当一种作为政治要素的制度即公有制，借用了卢梭的平等之名的时候，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就成了女权主义思想的一种路径。但我们知道，性别平等正如卢梭思想一样，其困难在于探索有没有一种不损害个人自由的平等，在这个世界上值得期许。毕竟卢梭的普遍意志概念既不同于自然法，也不同于权力整体，其落点在于强迫所有人成为有道德的自由人，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放弃自由，就等于放弃做人的资格”。[7]

基于契约论之上的现代国家建制，一个显在的成就是：瓦解了任何阶层与利益集团的特权，这个最不平等的政治表征就是王权制，但赶走了国王就意味着平等的完全实现吗？因为在逻辑上平等与任何形式的特权或霸权相对，而“平等”概念作为一种参照系，时刻检验现实中的不平等，在平等的承诺中去不平等地、非对称性地提出新的抗争议题。这一切不可能在人之外去发现不平等的迷踪，恰恰是“人权”本身就是这种可疑的踪迹，因为人权不可能涵盖人的丰富性与差异性，且在人权的面前，站立着的不可能是同质化的人。

人的造型与构成，最不可化约的所在就是男人 / 女人。如果政治还是在基于统治 / 被统治的关系模式中得到理解，那么统治权的正当性一旦确立，所有的服从就无需质疑，成为一个合法的公民与成为一个好的男人或女人，在逻辑上显然是一致的。但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这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那么在既是公民，又是男人 / 女人的同一个主体身上，在人权平等语焉不详或沉默的地方，这奇异的部分究竟意味着什么？

平等原则至今依然是最为激进的人类理想，在其被刻写在现代国家的承诺之中那一刻起，就一直在扩展并激活人们对于人权的理解。显然人的历史比追求平等的历史更加久远，在平等政治的实践中，最为困难的就是平等的真在自然差异、社会差异、历史差异面前，既不可能向人道主义求助，也不可能站在反人道的方向上，将人们赖以维系的现存秩序全部冲毁。但是，平等的真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激励话语，为建制化、制度化的现代政治提供了更?的可能。

柏拉图的“女公民”依然是一个亘古的政治议题，并且是作为问题的“女公民”如何复现在现代视野之中——如著名的安提戈涅公案，[8]她们如果还是被作为会说话的财产充公，为城邦与男人所共有——城邦与男人在柏拉图那里是可互换的词汇，那么现代之后，“女公民”的称谓必须同时在国家与男人这两个向度上得到澄清。于是，政治平等在女权主义的视野中，同时意味着与国家权力相对的公民权利，以及与男性权力相对的女性权利，前者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安排之中，而后者则更多体现在被习俗惯性所拖拽的麻木之中。不可否认的是，所有美好制度的安排最终都归结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女权是对公民权的再造与更新，并且很有可能背负着“反人性”的污名，在打破既定伦理秩序的平衡之时，迎来新生与作为新生之罪的政治图景，在女权平等的政治实践中，其悖论性形象尤其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