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权性质之探析

朱保科 法学院2002级法学3班


[中文摘要] 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学界现在讨论最多的是人格权应不应该独立成编。如果人格权独立成编，那么荣誉权应不应该加以规定及如何规定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另外对荣誉权性质的界定历来也是众说纷纭的。基于此，本文通过对荣誉权的人格权性和身份权性的正反两方面的讨论,荣誉权与名誉权之间相通性的比较及荣誉获得权性质的探讨。从而论证荣誉权归入人格权比归入身份权更加合理。希望本文有助于上面问题的解决，以尽一个法律人的责任。
[关键词] 荣誉权 身份权 人格权 荣誉获得权 名誉权



我国民法典的编撰工作已近尾声，相信我们期盼已久的民法典经过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会更加适应我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在民法典中，荣誉权应不应该规定及如何规定，对此问题学界历来主张不一。正如某学者所说：在所有的人身权客体里，民法学界分歧最大的就是对荣誉这一概念的认识。在民法学著作和论文中，对荣誉权概念的界定没有取得趋于一致的认识1。多数学者主张荣誉权属于身份权，且该说已成学界通说。仅有少数学者主张荣誉权属于人格权。本文旨在通过对荣誉权性质的探讨和荣誉获得权内容的界定而确立荣誉权属于人格权的观点
一 荣誉和荣誉权的概念
（一） 荣誉的概念
在法学界，荣誉这一概念既有民法层面的意义，也有宪法层面的意义。
1．宪法层面的意义。我国《宪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由本条可知，如果祖国的荣誉受到侵害，那么公民有维护的义务。笔者认为这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维护祖国荣誉的权利。其典型案例有：“三位爱国者提起国旗诉讼”、“长沙球迷状告足协”、“赵薇遇袭”等等，这些都是公民私力对祖国荣誉利益的维护。由于本文主旨的需要，而仅仅讨论民法层面的意义，对此层面暂不讨论。
2．民法层面的意义。荣誉指特定民事主体在社会生产、社会活动中有突出表现或贡献，政府、单位团体或其他组织所给予的积极评价2。
笔者认为其特征有三：其一，授予荣誉的组织是特定的。荣誉授予权为特定组织享有。该组织包括机关、事业单位、企业法人社会团体等法人和其他非法人团体。对具体荣誉授予也是有具体的特定组织进行。如某体育比赛的冠军只能由该体育比赛的组织者授予，而不能由其他组织授予。其二，授予荣誉的内容是专门的。荣誉的内容只能是表彰该民事主体在特定社会领域做出的突出表现或贡献。如对矛盾文学奖得主的奖励内容只能是与该奖项相关的内容而不能是娱乐界的金鹰奖或其他领域的奖项内容。其三，荣誉是社会组织给予的积极评价。荣誉获得的前提，必须是民事主体在社会生活或社会生产中做出突出贡献或有突出表现，具有应受褒奖性。
（二） 荣誉权的概念。
荣誉权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获得、保持、利用荣誉并享有其所生利益的权利3。
笔者认为荣誉权的特征有二：其一，荣誉权的客体是荣誉的本身及荣誉本身所包含的利益。荣誉的本身是一种正式社会评价，它是荣誉权的客体。同样，荣誉所包含的利益也是荣誉权的客体。例如获得体育比赛的世界冠军，这种称号是荣誉本身，因获得世界冠军而得到的奖章、奖金、奖品，以及所获得的尊敬、荣耀等等，都是荣誉所包含的利益。因此荣誉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其二，荣誉权既是一种既得权，也是一种期待权。荣誉既得权表现为荣誉权人对其已经取得的荣誉及其利益的独占权，其他任何人都对这一权利客体负有不得侵犯的法定义务。荣誉期待权，即荣誉获得权主体在符合法定条件时，而组织没有授予其荣誉，就可以向组织主张应获得的荣誉的权利。荣誉获得权指向的对象也是荣誉，因此不影响荣誉权客体的一致性。关于荣誉获得权，下文还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展开论述。
二 荣誉权的性质
（一）目前学术界的观点
对荣誉权概念的界定自然引申出对荣誉权性质的探讨。目前，学术界对荣誉权性质的界定从最大范围上有两种观点即：荣誉权否定说和荣誉权肯定说。其中肯定说又包括人格权说、身份权说及双重属性说。笔者赞成荣誉权肯定说。
1．否定说。该说主张荣誉权不具有独立性。持否定说的学者中，张宝新先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主张：荣誉是名誉的一种特殊情形，使用名誉权的规则完全能够保护部分人的荣誉权。其理由有四。其一，比较法研究的结果显示，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典均不将荣誉及荣誉权列为独立于名誉权的民事权利。其二，与名誉权不同，荣誉并非人人都能享有，也非人人都必须具有，它是一种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的特殊人格或精神利益，因此不应以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事权利形式加以确认和保护。其三，既使是我国主张荣誉权肯定说的学者，对荣誉权的性质，侵害荣誉权的方式也没有统一的认识，莫衷一是。其四，在实践中，授予各种荣誉称号和奖励的种类和级别都是不规范的。另外侵害荣誉权的案例少4。另有学者的主张也大体相同，甚至说：“我国将荣誉权作为一项人格权规定在《民法通则》的人身权一节中，不能不说是一种立法上的失误，立法者应该在今后制定民法典时加以修正”5。
对于以上主张，笔者不敢苟同。对理由一的反驳 ：从比较法角度来看，在别国没有规定的难道在我国就不能规定吗？如果认为这样规定不利于与国际接轨，但是《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二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主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对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诡计公约》第十七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对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非法攻击……”可见该两项国际法都涉及到了荣誉及荣誉权。同时也就说明了我国的规定更有利于与国际接轨。对理由二的反驳 ：请先看案例6：
一九九八年毕业于锦州中学的贾跃参加高考，由于发挥失常。仅以二分之差未能进入重点大学。但是，贾跃在高中期间一向品学兼优，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并荣获锦州市“优秀学生干部”称号。按当年高考招生政策规定，获市级以上优秀学生干部的考生可享受加十分的待遇。而锦州市教委在整理审核学生档案时，把“优秀学生干部”换成了“三好学生”，致使该生不能享受到这种荣誉待遇。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对这起非法侵犯女大学生荣誉权案做出一审判决，责令锦州市教委向受害者赔礼道歉，恢复其荣誉，并赔偿受害者经济和精神损失八万余元。
对于该案，法院应如何适用名誉权的规则而予以裁判呢？该案中市教委并没有实施诽谤诋毁等损害名誉权的行为，客观上也没有造成受害人社会评价的降低。因此只有适用荣誉权的规则才能对其救济。法院的判决也是按侵犯荣誉权的规则而做出的，即“……为其恢复荣誉并赔偿受害者经济和精神损失八万余元”。对理由三的反驳：虽然持肯定说的学者对荣誉权的性质没有统一的认识，莫衷一是。但是仅仅由于认识没有统一而舍弃已有的荣誉权规则，那么持否定说的学者就难以推脱有偷懒的嫌疑。如果因为认识没有成熟而暂且收起该规则，留待以后认识成熟时再行规定，那么我国《民法通则》从1986年颁布以来一直有此规定又如何解释呢，对理由四的反驳：“授予荣誉称号和奖励的种类级别不规范”的理由正好证明社会生活中需要荣誉及荣誉权规则的存在。如果荣誉权受到侵害，用名誉权规则不一定可以救济，如上例。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荣誉权是存在的，社会生活是需要该规则的。
2．肯定说。该说主张荣誉权是存在的，多数学者持此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对荣誉权的界定也是众说纷纭，可以说是见仁见智，各有千秋。荣誉权的性质大体有三种学说：人格权说，身份权说，双重属性说。笔者主张荣誉权具有人格权性。分述如下：
1）人格权说。该说认为荣誉权的性质是人格权，而非身份权。持此观点的学者中，张俊浩先生最具代表性。他主张：荣誉，名誉，贞操，精神纯正和信用这六种人格权均与自然人的尊严密切相关，本书统而称之为尊严型精神人格权7。笔者赞同该说。
2）身份权说。认为荣誉权的性质是身份权而不是人格权。目前，该说业已成为学术界的通说，多数教材也把荣誉权界定在身份权名下。其论据有“荣誉权的取得有赖于主体实施一定的行为，做出一定的成绩。”可见，它不是公民与生俱来和法人成立后就应依法享有的。因此，荣誉权不是主体所固有的，也不是主体始终享有的人格权，而是一种身份权8。
“其一 荣誉权的来源不是与生俱来的、固有的，而是基于一定事实受到表彰后取得的身份权。其二 荣誉权的基本作用不是维护民事主体之必须而是维护主体的身份权益，他人不得享有或侵犯，非法剥夺荣誉权造成荣誉权的损害。损害的是身份利益即荣誉利益与荣誉权人相分离，使民事主体丧失荣誉及其利益，从而证明荣誉权不是人格权而是身份权。”9
3）双重属性说。认为荣誉权兼有身份权、人格权两种属性。但身份权是其基本性质，另外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社会对某一民事主体的评价，具有人格方面的因素10。荣誉权具有人格权和身份权的双重属性。在荣誉权的双重属性中，人格权的属性是基本属性。
以上简要摘引了荣誉权肯定说者的几种主要观点。笔者主张第一种观点，即：荣誉权属于人格权，且荣誉权包括荣誉获得权。
（二）荣誉权不是身份权
笔者认为荣誉权属于人格权而不是身份权，其与身份权的关联是不太密切的。学者在论述荣誉权性质时总是通过否定荣誉权的人格权性质来肯定其身份权性。这样论述虽有可取之处，但是由否定而肯定能否全面阐释其性质则不无疑问。
1．荣誉权与其他具体身份权的联系。如果荣誉权属于身份权，那么荣誉权与身份权就构成了种属关系。根据种属关系的逻辑特点，则荣誉权和另外几种具体身份权一定可以共同抽象概括出某些特征而构成身份权。其他具体身份权包括亲权、配偶权、亲属权。因此有必要讨论一下荣誉权与其他具体身份权之间的联系，即他们的相通之处。
亲权指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和财产方面的管教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配偶权是指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基于夫妻身份而互享的民事权利11。亲属权是指除配偶，未成年子女的亲子以外的其他近亲属之间的基本身份权，表明这些亲属之间互为亲属的身份利益为其亲属享有和支配，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12。
由上面的亲权、配偶权、亲属权的定义可知其中有一项共同的基本特征即：民事主体与另一民事主体基于伦理而具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相对性。而荣誉权不是民事主体与另一民事主体的相对关系，而是特定民事主体享有，其他所有主体都要予以尊重的权利，即对世性。与这些具体身份权主体相对的多是相对人的利益，而与荣誉权主体相对的是荣誉及其利益。可见，荣誉权与其他具体身份权并没有基本的相通之处，他们的联系是很牵强的。
2．现代民法意义上，身份权的再界定。民法学上的“身份”概念，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与日常用语同一语词的概念并不相同。日常用语中身份指人在一定社会组织体系中形成的稳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身份表示人在其置身的社会组织体中所处的地位，换句话说身份是其社会地位的标志。然而此种用法与民法学意义上身份是不同的。民法学上的身份，原指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依附于家庭、氏族、等级的状态或人格地位，即人格依附关系中的地位。包括古罗马家子的人格依附于家父，妻的人格依附与“夫”那样的人格依附13。十九世纪英国法制史专家梅因说：“在‘人法’中所提到的一切形式的‘身份’都起源于古代属于‘家族’所有的权力的特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到现在仍带有这种色彩14。”由此可知，民法意义上的身份起源于亲属法。“民法上的身份云者，谓基于亲属法上的相对关系之身份，有一定身份得享有之权利也”15。民法上的身份应该仅指亲属法上的权利。；因此民法学意义的身份权指自然人基于身份而产生的伦理性的权利。如果身份概括指社会关系（包括亲属法内的关系）中的资格或地位，那么身份权的概念就难以为民法所能包容，讨论之也无意义。如：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可以享有身份权，只不过此身份权已不是民法意义上的身份权，而成了行政法意义上的身份权了。再如，在刑事侦查阶段，律师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该会见权是具有律师身份的人所享有的最为重要的参与诉讼的权利。可见此身份权又具有刑事诉讼法上的意义。因此，身份权在不同的法律部门有不同的意义。如果民法上的身份权仅仅指亲属法内的权利，则人身权的逻辑体系将会更加完善。
综上所述荣誉权不具有具体身份权的共同的基本特征，而身份权的概念在民法学中的重新界定更不利于荣誉权归属之。因此荣誉权不应该属于身份权。
（三）荣誉权是一种具体人格权
荣誉权既然不可归
入身份权，那么将其作
为一种具体人格权是否
恰当呢？因此有必要与
其他具体人格权进行比
较，看是否有某些共同
或相近的性质而抽象出
人格权的某些特征。按
照张俊浩先生的分类16：
卫生部 财政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卫 生 部

财 政 部 文件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卫农卫发〔2007〕253号


关于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财政厅局、中医药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财务局：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包括统筹模式和具体补偿方案。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基础和核心。为进一步规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提高基金使用效率和农民受益水平，逐步扩大农民受益面，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现就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逐步规范统筹模式
　　根据各地试点经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模式主要有大病统筹加门诊家庭账户、住院统筹加门诊统筹和大病统筹三种模式。大病统筹加门诊家庭账户是指设立大病统筹基金对住院和部分特殊病种大额门诊费用进行补偿，设立门诊家庭账户基金对门诊费用进行补偿。住院统筹加门诊统筹是指通过设立统筹基金分别对住院和门诊费用进行补偿。大病统筹是指仅设立大病统筹基金对住院和部分特殊病种大额门诊费用进行补偿。各省（区、市）要加强对县（市、区）制定和调整统筹模式的指导，逐步将省（区、市）内的统筹模式规范到1-2种。
　　二、合理制订补偿方案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方案主要包括起付线、封顶线、补偿比例和补偿范围等内容。新开展合作医疗的县（市、区）要在基线调查的基础上，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制订补偿方案，努力提高参合农民受益水平。已开展合作医疗的县（市、区）要在综合分析以前年度方案运行和基金使用等情况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农民医疗需求等因素，合理调整和完善补偿方案。各地要根据合作医疗基金收支情况，合理确定起付线、封顶线、补偿比例和补偿范围。合作医疗基金结余过多的县（市、区）要认真分析原因，有针对性地调整补偿方案，合理提高补偿比例、降低起付线。合作医疗基本药品目录和诊疗项目可根据实际需要适当调整，对乡、村两级医疗机构应根据机构功能和技术条件严格界定用药范围，原则上不能直接套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和诊疗项目。各地要在研究制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政策中，增加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范围的适宜的中医（含民族医）诊疗项目和中药（含民族药）品种，适当提高中医药服务的补偿比例，引导农民选择安全、有效、价廉的中医药服务。省（区、市）内各县（市、区）之间的补偿水平差异不宜过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近和筹资水平相当的地区补偿水平应相对统一。
　　三、规范基金使用
　　实行大病统筹加门诊家庭账户的地区，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用于建立大病统筹、门诊家庭账户和风险基金；实行住院统筹加门诊统筹的地区，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用于建立住院统筹、门诊统筹和风险基金；实行大病统筹的地区，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用于建立大病统筹基金和风险基金。合作医疗基金不宜再单独设立其他基金。
　　四、明确基金补偿范围
　　合作医疗基金用于参合农民的医疗费用补偿，应由政府另行安排资金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不应列入合作医疗补偿范围。要研究采取适当方式将一些特殊病种大额门诊治疗费用纳入统筹基金补偿范围，根据当地一些特殊病种的平均患病率、次均门诊费用、年人均门诊费用等数据，合理确定具体的补偿病种、对象、标准和程序。
　　对当年参加合作医疗但没有享受补偿的农民，可以组织进行一次体检，但要合理确定体检项目和收费标准，加强质量控制，并为农民建立健康档案，切实加强农民健康管理，发挥体检作用。设立家庭账户的地区，体检费用原则上从农民家庭账户结余中支出；实行门诊统筹的地区，可以从门诊统筹基金中适当支付。对医疗机构提供体检服务，要根据服务质量、数量和费用标准支付体检费用，不能采取直接预拨的方式。承担体检任务的医疗机构要给予一定的费用减免和优惠。
　　为鼓励孕产妇住院分娩，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参合孕产妇计划内住院分娩给予适当补偿，对病理性产科的住院分娩按疾病住院补偿标准给予补偿。开展“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的地区，孕产妇住院分娩要先执行项目规定的定额补助政策，再由合作医疗基金按有关规定给予补偿。对于其他政策规定费用优惠的医疗项目，应先执行优惠政策，再对符合合作医疗补偿范围的医疗费用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规定给予补偿。上述合计补助数不得超过其实际住院费用。
　　五、规范住院补偿
　　住院费用实行按比例补偿的地区，对由县、乡两级医疗机构提供服务的，原则上不再实行分段补偿，已经实行分段补偿的，要逐步减少分段档次。由县以上医疗机构提供服务的，可实行分段补偿，但不宜档次过多。要合理拉开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起付线和补偿比例，引导病人到基层医疗机构就诊。住院补偿起付线可按照本地区同级医疗机构上一年度次均门诊费用的2-4倍设置，中西部地区乡级医疗机构起付线原则上不超过100元。乡、县及县以上医疗机构补偿比例应从高到低逐级递减。对参合农民在一年内患同一种疾病连续转院治疗的，可只计算其中最高级别医院的一次起付线。封顶线应考虑当地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实际情况合理设置，以当年内实际获得补偿金额累计计算。住院费用实行按病种付费方式的地区，要加强对病种确认和出入院标准的审核和管理。
　　六、加强门诊补偿管理
　　门诊补偿分为家庭账户和门诊统筹两种形式。实行门诊家庭账户的地区，要研究改进和规范家庭账户基金使用和管理，使大多数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直接受益。家庭账户基金由家庭成员共同使用，用于家庭成员门诊医药费用支出，也可用于住院医药费用的自付部分和健康体检等。家庭账户基金结余可结转下年度使用，但不得用于冲抵下一年度参加合作医疗缴费资金。实行门诊统筹的地区，要合理制定补偿方案，明确门诊补偿范围，设定补偿比例，引导农民在乡、村两级医疗机构就诊。要严格控制合作医疗基本药品目录和诊疗项目外医药费用，加强门诊医药费用控制，并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行为和农民就医行为的监督管理。
　　七、提高基金使用率
　　当年筹集的合作医疗统筹基金结余一般应不超过15%。在调整完善统筹补偿方案之前，当年基金结余或历年基金累计结余较多的地区，县级合作医疗管理部门可结合当地实际，酌情组织开展二次补偿，提高基金使用率。在开展二次补偿时，应主要对当年得到大病补偿的农民普遍进行再次补偿，不能只对少数农民进行补偿，同时，要做好二次补偿的组织宣传工作，避免引起参合农民不必要的待遇攀比。
　　八、完善转诊和结算办法
　　按照简化程序、方便群众的原则，完善农民转诊和报销补偿办法。原则上农民在本地县、乡定点医疗机构就诊，不需办理转诊手续，医疗费用补偿提倡定点医疗机构垫支或现场报销的方式。农民到县外就医也要简化转诊手续和医疗费用补偿审批程序。各省级、市（地）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协助县级合作医疗管理机构确定省级、市（地）级定点医疗机构，规范农民县外就医行为，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在一些农民工集中生活的城镇地区，农民工输出地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应与输入地有关部门协商，指定参加合作医疗农民工就诊的定点医疗机构，并签订协议，方便农民工就近看病就医，为外出务工的农民提供良好服务。
　　　　　　　　　　　　　　　　　　　　　　　　 　　卫生部（章）
　　　　　　　　　　　　　　　　　　　　　　　　　 　财政部（章）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章）
　　　　　　　　　　　　　　　　　　　　　　　　 　二〇〇七年九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