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专利管理办法
山西省人民政府
山西省专利管理办法
山西省人民政府
山西省人民政府令
（第８７号）
《山西省专利管理办法》已经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４日省人民政府第２３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省长 孙文盛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７日
《山西省专利管理办法》已经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省人民政府第二十三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专利管理工作，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以及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利管理工作应面向经济建设，适应科技发展和实施科教兴晋战略的需要，促进专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加强对专利工作的领导，重视专利工作的开展。
县级以上专利管理机关应加强对专利工作的规划、指导、协调、监督等行政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科技、财政、税务、工商、国资等部门应当依照各自的职责配合做好专利工作，促进专利事业的发展。
第四条 鼓励发明创造，保护专利权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专利技术的推广、实施和应用。
第五条 省专利管理机关管理全省的专利工作，行使下列专利行政管理和专利行政执法的职责：
（一）实施专利法律法规，组织协调全省的专利工作；
（二）制订并组织实施全省专利工作发展规划、计划；
（三）管理全省的专利服务机构并进行业务指导；
（四）调处专利纠纷，查处冒充专利行为；
（五）管理本省专利许可证贸易和技术进、出口中的专利工作；
（六）登记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认定有效专利和专利产品；
（七）组织推广实施专利技术。
第六条 省专利管理机关对省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和各地、市、县专利管理机关的专利工作实行业务指导。
第七条 专利服务机构是指从事专利代理、专利信息服务、专利咨询、专利许可转让中介以及专利资产评估等业务的组织。
第八条 从事专利代理业务的，按照《专利代理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办理审批手续。
从事其他专利服务业务的，应经省专利管理机关审核批准，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未经批准或未办理登记注册的，不得从事专利服务业务。
第九条 专利管理机关应加强对专利服务机构的管理，建立健全业务管理制度和监督办法。
第十条 凡从事专利管理和专利服务的人员均应进行专利业务培训。专利业务培训包括专利行政执法、专利管理、专利服务等业务的培训，专利业务培训由省专利管理机关负责组织。
第十一条 与国内外组织或个人签订的合作研究开发或委托研究开发的合同中，应当包括专利申请权、专利权归属的内容。
第十二条 新技术、新产品参加国内外展览、学术交流等活动，需要在国内外申请专利的，应当事先或在宽限期内申请专利。
第十三条 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作为法人在变更或终止前，应当持其专利申请权、专利权进行资产评估。经其主管部门批准后，专利申请权、专利权属于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或没有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的，其专利申请权、专利权属于该单位的主管部门。
第十四条 科研立项和产品开发前，应当进行专利文献检索；在研究开发过程中，应当进行专利文献跟踪检索，对具备专利申请条件的成果应当及时申请专利。
第十五条 申请列入各级政府或政府参与投资的研究开发项目，其项目审批部门应当要求项目承担者提供项目所涉及技术领域的专利文献检索报告。项目审批部门应将专利文献检索报告作为审批内容。项目完成后，符合专利申请条件的应当申请专利。
第十六条 在对外贸易中，有下列涉及专利技术情况之一的，企业事业单位和有关组织应当进行专利文献检索：
（一）技术、成套设备和关键设备的进口；
（二）未在国内销售过的原材料和产品的进口；
（三）技术、成套设备和关键设备的出口；
（四）未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销售过的原材料和产品的出口。
第十七条 技术进出口单位在向省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申报项目时，对项目中涉及专利问题的应当征求省专利管理机关的意见，未经省专利管理机关签署意见，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不予审批。
第十八条 在签订技术进出口合同时，技术引进单位对引进技术应进行专利文献检索；技术出口单位应调查该技术在需方国家和地区专利法律状况。
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应将合同副本和有关材料报省专利管理机关备案。
第十九条 在产品进出口贸易中，出口单位在出口前应对该产品涉及需方国家和地区专利的专利法律状况进行检索，对具备专利条件的新产品，出口前应向需方国家和地区申请专利；进口单位，在进口前应对该产品涉及我国专利的专利法律状况进行检索。
第二十条 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时，涉及专利技术的应当进行专利法律状况检索，主管部门应当将专利法律状况检索报告作为审批的依据之一。
以国有专利资产与外国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合资、合作实施的，或者许可与外国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租织或个人合资、合作实施的，应当进行专利资产评估。
专利法律状况检索报告由省专利管理机关认定的机构作出。专制资产评估由按照国家规定批准成立的专利资产专职评估机构或综合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在技术改造、调整产业结构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时，应当选用技术先进的专利技术。
各级财政、工商、税务等部门应当支持专利技术的推广应用。有关部门、企业事业组织应当积极筹集资金，促进专利技术的实施。
第二十二条 已获专利权的发明创造，符合科技成果登记条件的，应到有关科技行政部门进行科技成果登记。
第二十三条 已获得专利权的发明创造投产时，其生产的产品，凡列入国家级、省级新产品范围的，经省国家税务机关审核，由地方财政按照国家级新产品三年内、省级新产品两年内将新增增值税地方分成的百分之二十五返还给企业。
第二十四条 专利许可贸易签订的许可合同，按照有关规定，到省专利管理机关进行登记。
第二十五条 对生产、销售的专利产品实行认定制度。省专利管理机关负责全省专利产品的认定工作。专利产品认定证书和专利防伪标识由省专利管理机关监制。
第二十六条 专利产品防伪标识应贴在经省专利管理机关认定的专利产品上。
专利产品上的专利标识应注明专利种类、专利申请号或专利号。
第二十七条 广告中涉及专利产品或专利技术的，应通过省专利管理机关确认其专利法律状况和专利使用权。广告中应注明该专利的种类、专利申请号或专利号。
第二十八条 在办理专利权有效证明时，应提供专利法律状况检索报告、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副本、合同登记和备案证明。
第二十九条 经国家专利管理机关核准公告的专利管理机关是本行政区域内依法调处专利纠纷的机关。
第三十条 专利管理机关应指派取得国家专利管理机关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处理专利纠纷和查处冒充专利行为。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请求调处专利纠纷，应提交书面请求报告并按照调处专利纠纷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二条 省专利管理机关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专利侵权行为的查处，可根据国家专利管理机关的规定委托地、市、县专利管理机关调查和调解专利纠纷。
第三十三条 专利管理机关依法对本行政区域的冒充专利行为进行查处。
第三十四条 专利管理机关查处冒充专利行为时，可以查阅、复制与冒充专利行为有关的合同、账册等业务资料。
第三十五条 专利管理机关应专利权人或利害关系人的请求，认为专利侵权将发生对专利权人和利害关系人造成严重损害或侵权证据可能被销毁或转移时，在请求人提供担保后，可以按规定采取临时性保护措施。
因错误采取临时性保护措施给被请求人造成损失的，专利管理机关可责令请求人向被请求人赔偿损失。
第三十六条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省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一）重大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实施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二）在专利服务中取得突出成绩的；
（三）举报假冒专利行为有功的。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至二十条规定造成损失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八条 专利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的规定，由当地专利管理机关责令改正，并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责任者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报请国家专利管理机关和其专利服务机构的审批机关依法处理。
未经批准和登记擅自从事专利代理业务和其他专利服务业务的，由当地专利管理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查处。
第三十九条 专利服务机构或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或泄露、剽窃委托人的发明创造，给委托人造成损害的，由专利管理机关责令其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撤销其专利服务人员资格。
第四十条 专利服务工作人员伪造专利人员资格证书的，由专利管理机关责令纠正，并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一条 在查处冒充专利行为时，被查处单位故意隐匿与冒充专利有关的合同、账册等业务资料及有关物品的。专利管理机关应责令其改正并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对责任人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
专利管理机关在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第四十二条 拒绝、阻碍专利管理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
第四十三条 专利管理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包庇、纵容冒充专利和专利侵权行为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6月24日
张守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四、分配结构调整的财税法理论提炼
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需要有理论的指导和支撑，需要体现相应的理念和价值追求，以确保分配结构调整与财税法制度建构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内在一致性。为此，财税法理论应当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分配理论，[1]以及更为具体的有关分配结构调整的理论。但从总体上说，以往的财税法研究对此几乎未予关注，因而需要结合前面的有关探讨，结合财税法的制度实践，进一步提炼财税法领域的分配理论，以及更为具体的分配结构调整的理论。事实上，在财税法的分配理论中，分配结构调整理论是核心，因为整个财税法的制度安排或制度调整，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围绕分配结构的调整展开的，由此视角可以对整个财税法的理论和制度进行考察和解析。
结合前面的理论探讨与现实的制度实践，可以提炼出财税法理论中的分配理论，作为分配结构调整的财税法理论基础，具体包括关联理论、功用理论、目标理论、适度理论、系统理论、范畴理论，等等。现分别简析如下：
第一，关联理论强调，分配与制度的关联以及分配结构与财税法调整的关联，是运用财税法调整分配结构的重要基础；没有上述关联，财税法的调整就不可能影响分配结构。如前所述，财税法规定的大量分配制度，对分配结构的形成和变革具有重要影响；同时，财税法对于各类主体收益分配权的配置，会直接决定分配结构的合理性。要优化分配结构，就必须在财税法上合理地配置收益分配权。关联理论着重解决的是“对分配结构进行财税法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问题，强调要不断优化财税法上的收益分配权配置。
第二，功用理论强调，财税法对分配结构调整具有特殊功用。前面的探讨表明，对于分配结构的调整，不同类型法律的功用各不相同：传统法对于初次分配的调整功用往往更大；而现代法对于再分配的调整功用则更为突出。若从宏观调控角度把财税法归入经济法，则其解决再分配问题的功用更引人注目。此外，由于财税法的调整同样会影响初次分配的相关要素，因而其对于初次分配的功用不可忽视。在分配结构的调整方面，财税法的功用更为特殊，作用的空间更为广阔。
第三，目标理论强调，财税法作为典型的分配法，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规范分配行为、保障分配权益，来实现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的效益，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从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而分配结构的调整，同样应当有助于提高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的效益，保障和促进公平与正义，推进经济稳定增长与社会和谐稳定。可见，分配结构的调整应当与财税法的调整目标保持一致。
财税法的目标既与其前述的功用直接相关，也与财税法的特定价值密不可分。诸如公平、效率、秩序、正义等价值，对于分配结构调整同样非常重要。通过财税法的有效调整，实现分配结构的优化，应当更加有助于增进分配公平，提高分配效率，保障分配秩序，从而实现分配正义。
第四，适度理论强调，分配一定要适度，要“成比例”。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分配的公正时认为，“公正必定是适度的、平等的”，强调“分配的公正在于成比例，不公正则在于违反比例”。[2]分配结构的调整，与宪政理论、人权理论、宏观调控理论等直接相关，无论基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基本人权，还是基于保障调控实效的考虑，财富或收入的分配都必须适度，尤其不能给国民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应当努力把对国民的影响降到最小。
适度理论中还蕴含着一些指导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思想。例如，基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定位，政府不能与民争利，其收入能够满足公共物品的提供即可，而无需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占比过高。此外，在国家征收比例方面，要实现“富国裕民”或“民富国强”的目标，就必须真正“裕民”，实现“民富”，国家在财富的征收方面就不能伤及“财税之本”。依据著名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所体现的“拉弗定律”，一国课税必须适度，不能税率过高，更不能进入课税禁区，必须使税负合理，以涵养更多的税源。从制度实践来看，体现这一重要思想的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法》，[3]为世界范围内的税法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我国有关“宽税基、低税率”的主张甚多，其实就是适度思想的体现。类似地，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形成的“半数原则”，[4]强调私有财产应以私用为主，其负担的税收不应超过其应有或实有收益的“半数”，以更好地保障私人产权。在这一过程中，确立良性的“取予关系”非常重要，[5]它是国家与国民之间良性互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政府合法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
适度理论与上述的目标理论也密切相关，它强调在实现目标的手段方面，无论是分配结构的调整，还是财税法的调整，都应当强调适度；只有分配适度，才能实现公平、公正，才能形成良好的分配秩序，各类主体及其行为才可持续。
第五，系统理论强调，分配问题非常复杂，无论是对分配结构的调整，还是通过财税法来解决分配问题，都需要从整体上系统地考虑。事实上，财税法解决分配问题，需要财税法内部各类制度的配套；同时，要全面解决分配结构的调整问题，财税法仍有很大局限性，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法律结构，实现分配结构与财税法自身结构的“双重调整”，[6]加强与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的协同，以更好地规范分配关系，形成良好的分配秩序。
此外，系统理论还强调，财税法上的收益分配权配置，直接影响相关的分配结构，以及财税法的调整功能，因此，必须关注收益分配权结构的合理性，并对相应的财权或税权结构进行动态调整，以更好地实现财税法系统的功能。
第六，范畴理论强调，财税法中的大量制度都是在规定分配主体、分配行为、分配权利、分配义务、分配责任，并通过这些分配制度的安排，来解决分配问题，防止分配失衡，确保分配秩序，实现分配公平和分配正义，从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分配”范畴。这些范畴对于构建财税法学较为系统的分配理论非常重要。与此同时，通过构建分配范畴体系，可以重新审视整个财税法和财税法学，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财税法是分配法”以及为什么“分配是贯穿整个财税法学的重要线索”，等等。
以上只是对分配结构调整影响较大的几类重要分配理论的简要解析，其实，上述理论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不仅对分配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完善现行的财税法制度，推进分配结构的优化，亦具有重要价值。为此，有必要结合上述理论，探讨针对各类现实分配问题的财税法调整问题。
五、针对现实分配问题的财税法调整
调整分配结构，促其不断优化，应着力解决宏观上的分配结构失衡问题，以及现实中突出存在的分配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等分配问题。为此，需要针对上述各类问题，结合上述的分配理论，调整财税法的内部结构，改变不合理的权利配置，全面推进财税法具体制度的完善，实现财税法的有效调整。
（一）针对分配结构失衡问题的财税法调整
分配结构的失衡，是财税法调整应予解决的重大问题。财税法的制度完善，尤其应针对重要的、特殊的分配结构来展开。例如，政府、企业、个人三大主体所构成的“三者结构”历来备受重视；同时，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低收入者所构成的“三者结构”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针对这两类“三者结构”，在财税法上应当合理界定各类主体的收益分配权，并在制度设计上予以公平保护。
如前所述，近些年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都相对偏低。这“两个比重”偏低的问题，作为分配结构失衡的重要体现，已经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我国在2007年10月就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几年来，“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两个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已成为普遍共识，并已被列入《“十二五”规划纲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如何提高“两个比重”，既是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使命，也是财税法调整的重要目标。
1.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财税法调整
针对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过低的问题，应当在财税法的调整方面作出诸多重要安排，通过多种影响再分配的法律手段，不断提高居民收入的数额，以及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
在提高居民收入数额方面，可用的财税法手段颇多。例如，通过实施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财政补贴、社会保障方面的数额，可使居民收入得到提升，真正做到“用之于民”；通过各类税法制度的调整，可适当降低居民的税负水平，真正做到“多予少取”，从而在实质上扩大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等等。
在提高居民收入数额的同时，尚需通过财税法的调整，在整体上提高居民收入的占比。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大幅高于GDP的增速，在整体国民收入中的占比逐年攀升，已受到不少诟病。如何通过财税法制度的完善，形成国家与国民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以确保收入分配秩序，解决现行财税制度的“过度征收”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上述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收的现象，有多方面的经济和法律原因，其中，各种类型的“重复征税”是较为重要的法律原因。无论是税制性的重复征税，还是法律性的抑或经济性的重复征税，都会严重损害国民权益，影响相关主体的有效发展。近年来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在持续走高，我国国内的通胀问题也十分突出。面对节节攀升的CPI，人们惊奇地发现，重复征税的问题已经成为导致物价上涨过快的重要诱因。因此，对于税制性重复征税，必须考虑税制的整体优化，必须加强税收立法的协调和统合。当前，财税法律制度不协调导致的不合理的税制性重复征税，以及由此引发的税负过重问题，直接影响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整体占比，解决此类重复征税问题，应当是完善现行财税制度的一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