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时限制度是要求当事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或者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或者他方当事人提出证据，逾期不提出则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该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使得部分逾期提出的证据不再具备可采性，而将其排除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之列。因此，举证时限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督促当事人的举证积极性和防止证据突袭，以保证民事审判的效率和公平。

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中没有关于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定，在2007年对民事诉讼法的上一次修订中，也没有涉及举证时限制度。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开始对这一制度有所规定。该司法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

然而，在实践中却经常出现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在相当部分的案件中，由于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差，尽管无主观上的故意，也会发生逾期提交证据的情况，如果严格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显然这样的情形便会被视为当事人“放弃举证权利”；第二，在很多场合下，部分当事人因“证据突袭”的心理作祟，在不了解“证据失权”效力的情形下，一部分当事人故意不按举证期限提出证据，结果在提出证据时超出了举证期限，所提出的证据不能进入审判。由于在诉讼中当事人的“趋利”心理，对于对方当事人逾期提出的证据，如果对本方不利，当事人很显然不会同意予以质证，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上述这样两种情况的结果必然是相关证据无法进入审理程序，导致法院难以查清案件事实，实体公正的实现会受到巨大挑战，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就难以得到有效保护。而针对上述第二种情况，即当事人主观上有过错，故意逾期提交证据的情形，事实上也不应当一概而论。如果案件标的巨大，只是因为当事人不明了法律的规定而使得关键证据缺席审理过程导致事实无法认定，会使得当事人承受败诉风险甚至蒙受巨大的损失，这与其过错的程度来说，或许也是极为不相称的。因此，从法律条文的实际作用上来说，该司法解释的第三十四条规定并不合理。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当事人认为自己只是因为一条僵硬的程序性规定而败诉，案件结果有失公正，如果当事人无法接受败诉事实而缠诉上访，就不能很好地实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纠纷的解决，甚至带来更大的司法资源浪费并造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程序法制定时，任何一项程序性时限的规定，都必然包含着对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的考量，可是关于效率价值的考量并不能牺牲公正价值在司法过程中的体现。参考其他国家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如大陆法系的代表性国家德国，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失权（也就是举证时限）制度中规定有若干条件：第一，法官实施了审前准备，为当事人提交证据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和机会；第二，逾期举证将导致诉讼被延迟；第三，当事人逾期举证有重大过失。即便如此，法院在遇到当事人逾期举证时，还应当给当事人一个解释的机会，让其就无过失逾期加以说明。只有在法官认为当事人逾期举证有重大过失，而且会导致延迟诉讼时，才动用证据失权予以制裁。也就是说，在当事人逾期举证时，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动态地衡量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的价值，最终作出决定。在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也是证据制度发展程度很高的美国，并没有规定所谓的“证据失权”制度。因为美国一方面律师制度较为成熟，当事人大多能够得到熟知法律的律师的帮助，而民事诉讼制度中证据开示、当事人证据交换的时间比审判的时间长得多，一个案件往往需要用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进行证据开示。所以，当事人收集和提交证据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障，证据的相关性规则能够保证证据在诉讼中举出，不会发生证据失权的问题。在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更为接近的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逾期提出的证据也不一概而论地视为“失权”，均规定了逾期提出证据的一方可以向法院及对方当事人说明未能及时提出的理由，至于是否失权，由法官自由心证决定。如此一来，关于举证期限的规定就变成了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一项制度，证据是否可以进入审判，由法官来决定，这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旧民诉法中相关程序条款的僵硬性，照顾到案件的实体公正。

上述国家关于民事诉讼举证时限的规定，相对我国原来的举证时限制度更具合理性。新民事诉讼法在结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合理借鉴了上述不同法域国家或地区相关规定的精神。新民诉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由此可见，本条规定放弃了原法条中刚性的“证据失权”规则，以要求当事人及时提出证据的强制性规定，同时辅之以法官的自由心证判断，来审视当事人逾期提出的证据是否可以进入审判。事实上这是允许逾期提出的相关证据进入审判的一种灵活处理，而在这种灵活处理当中，则体现出案件审理法官面对程序正义和实体公正相互发生冲突时的一种价值权衡。而在法律后果的规定上，本条则赋予了法官不同的选择——既可以决定不采纳该逾期提出的证据，也可以决定采纳该证据，但出于程序正义的考虑，要对当事人提出训诫或处以罚款。对于相当一部分当事人来说，也许并不能完全理解“证据失权”的含义和法律效力，但是训诫和罚款则是具有一般常识的当事人都能够理解的。如此规定对于当事人明确举证时限的法律后果、督促当事人按时提出证据将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正如学界所认为的，举证时限制度在查明事实真相与坚持程序正义上是一把“双刃剑”。如何正确、有效地把握好、运用好这把双刃剑，对立法者和司法者均提出了有力的挑战。现如今新民诉法已经从立法上赋予了法官面对逾期提出的证据有着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在案件的实际审判中如何运用好手中的权力，如何在维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过程中做好价值权衡，这也对法官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笔者认为，在当事人逾期提出证据时，法官必须考虑该逾期提出的证据对于证明案件事实的价值以及当事人主观过错程度，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情形加以考虑和操作：

第一，当事人逾期提出的证据系案件的关键证据，对于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要作用时，无论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的大小，这样的证据是不应当被“失权”的，相应的处理则应当是案件审判法官根据当事人主观过错程度高低以及逾期所拖延的时间长短对当事人处以不同严厉程度的训诫或罚款。

第二，当事人逾期提出的证据并非案件的关键证据，对于证明案件事实作用一般时，案件审理法官应当根据当事人主观过错的程度、当事人提出的说明理由以及逾期所拖延时间的长短来决定证据是否“失权”。

在第二种情形下，出于程序公正和效率的考虑，“证据失权”可能会呈现为一种常态。需要注意的是，新民诉法并没有细化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形下法官应当采取的不同处理方法和态度，也没有明确具体训诫的程度和罚款的数额，这有可能会引发关于司法尺度统一和公平性的新疑问。因此，在新民诉法的适用过程中，或许还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对实践中本条的运用情况进行细化补充，以真正实现本条规定的初衷。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财产刑是以剥夺被告人财产为内容的一类刑罚的总称，是我国刑罚体系中重要手段之一。审判实践中，法院判决财产刑的案件数量比重非常高，然而财产刑的执行实际状况却不容乐观，这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权威，也影响了国家刑罚权的实现。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对财产刑执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但是该规定依然有其不足之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财产刑执行存在的各种问题，必须对其进行深层次、全方位的反思，找寻问题症结所在，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

　　一、财产刑执行存在的问题

　　（一）财产刑量刑标准不明确，法官自由裁量权力过大。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罚金刑的确定标准由两个：一是限额罚金，即规定了罚金的数额幅度或规定了罚金的比例及倍数；二是无限额罚金，即罚金数额在1000元以上（未成年人是500元以上）均为合法。对于没收财产刑的数额，除了规定没收全部财产的，没收数额更是没有标准。由此可见，我国相关法律对于财产刑数额的规定过于宽泛，法律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力过大，很容易导致同一法院甚至同一法官对于类似案件在财产刑的判决上也会相差甚远，从而导致财产刑的判决很难具有公信力，被告人交纳财产刑的积极性自然也不会高。

　　（二）司法机关相互之间协调配合不够，缺乏制约监督机制。

　　1、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侦查机关依法有权查封、扣押犯罪嫌疑人的财产，但是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侦查的方向是查清犯罪事实，而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状况，却很少主动询问、调查取证。

　　2、相关司法解释中虽然规定在被告人犯罪所得及个人财产一般须经人民法院就刑事案件作出生效判决之后由人民法院作出处理，但同时又指出如确认属被害人所有且急需返还的，可由扣押机关发还。在具体案件处理中，扣押机关往往在刑事案件作出生效判决之前就擅自处理扣押财产。

　 3、依据司法解释，在被告人被判处财产刑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扣押、冻结机关将拟返还被告人的财物移送人民法院执行刑罚。但是实际操作中，扣押、冻结物被移送至法院的很少。

　　4、公检法三机关缺乏监督制约机制。检察机关基本上很少主动监督财产刑的执行；法院即是财产刑的裁判机关，又是执行机关；侦查机关很少主动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调查取证，致使财产转移等情况出现，最终无法执行。

　　（三）报应刑观念影响深远，财产刑观念认识不足。

　 中国的传统观念深受报应刑的影响，“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打了不罚、罚了不打”至今仍然存留在很多人的观念中，这也导致对生命刑和自由刑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对财产刑的重视程度。财产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仅仅为附加刑，这也导致很多人认为财产刑和刑法所规定的主刑有着本质区别，刑罚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生命刑和自由刑的实现与否，基于此种心态，被告人及其家属亦没有履行财产刑的主动性。同时，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往往把单处财产刑与古代的“以钱赎刑”相提并论，把财产刑和生命刑、自由刑对立起来，现实中单处财产刑时常会成为人们批判司法裁判不公的一个理由。

　 二、完善构建财产刑体系的相关建议

　 （一）强化提高财产刑在人们观念中的地位。

　　随着法律知识的普及，人们也认识到财产刑是刑罚的一种，但是由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一般民众心中，依然将财产刑与生命刑、自由刑对立起来，受此影响，财产刑并未完全落实到位。因此，我们应该普及财产刑的相关知识，扭转财产刑在人们心中的固有看法。应该让大众知道，财产刑可以通过让犯罪人失去一定或者全部的个人金钱，从而剥夺其物质享受的自由。当财产刑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得以转变之后，犯罪人及其家人才会减少对财产刑产生抵触情绪，财产刑的执行也会减少很多阻力。

　　（二）加强司法机关之间的配合

　　1、积极调查，主动取证。判断犯罪分子履行财产刑的能力必须以对犯罪分子财产状况的调查为参考，因此我们要从源头做起，改变以往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状况，缺少主动询问、调查取证等措施，而是在查清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的前提下，将其个人财产情况一并予以查清，并将查清的财产信息一并随案卷移送法院，从而便于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进一步了解被告人的个人财产状况，为最终判处适当的财产刑及其量刑幅度奠定基础。

　　2、建立财产先行扣押、查封制度。对于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确凿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及其家人有转移、隐匿财产的或者确有必要的，可以先行扣押、查封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在法院没有判处财产刑时及时予以解除强制措施。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犯罪嫌疑人及其家人将可供执行的财产进行转移、隐匿甚至销毁，从而保证法院判处的财产刑能够顺利得以执行，避免财产刑无法执行而被迫搁置现象的出现。

　　（三）建立财产刑与其他刑罚的互动联系机制。

　　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首先对于判决前被告人主动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视为从轻处罚的情节，给被告人从轻处罚希望的同时，也能减少被告人及其家人对财产刑的抵触情绪，保证财产刑能够得以顺利执行；同时允许被告人的家人缴纳财产刑保证金，其家人缴纳保证金的行为应当视为被告人主动缴纳，在量刑时应给予从轻处罚。其次对于判处自由刑并处财产刑的被告人，可将财产刑的履行情况作为其减刑、假释的因素之一，这样能有效调动被告人及其家人履行财产刑的积极性，从而使财产刑的刑罚得以实现。

　　（四）加强执行队伍建设及物质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将财产刑的执行统一由法院执行局负责处理，这一定程度上使法院执行队伍面临的执行工作任务更加繁重，执行干警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因此建议补充素质高，业务精的人员到执行局工作，同时加强执行人员的培训教育，提高业务水平，为执行庭室和干警配备必要的交通工具、通信设备、音像设备和警械用具等，以保障执行干警及时有效地履行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