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总署


关于改进集中纳税进料加工货物管理办法的通知

1990年12月22日，海关总署

根据我署（86）署税字第448号文通知，集中纳税进料加工货物改由主管海关办理备案、核销手续后，北京海关集中纳税处凭主管海关签发的“进料加工登记手册”办理减免税，在纳税环节上有效地防止了漏税，但由于集中纳税货物进口报关时不纳税，贸易方式往往申报不准确，给主管海关核销带来困难。同时，也影响了海关统计的准确性。为改进集中纳税进料加工货物的管理，特作如下规定：
一、各外贸进出口总公司（包括子公司）向北京海关集中纳税处申请备案的集中纳税合同付本（包括装船通知单）上应一律报明外汇来源。对于属于进料加工性质的合同应加盖“进料加工”戳记。经海关核对无误，加盖“北京海关集中纳税审核专用章”后发还公司，否则不予加盖“审核专用章”。口岸海关在接受集中纳税货物报关时，依据合同上的“进料加工”戳记，要求报关单位填写进料加工专用报关单和出示登记手册。以保证统计和核销的准确。
二、为简化手续，凡集中纳税的进料加工货物，将原来主管海关签发二份进料加工批准书（北京海关集中纳税处留存联和总公司留存联）改为只签发总公司留存联一份。将批准书上的登记手册编号、减免税比例等项内容加注在进口合同基本情况集中纳税专用联上交用户负责寄送外贸总公司，总公司在结算时应将上述专用联随结算单一同递交北京海关集中纳税处，凭以办理减免税。
三、主管海关在核销时，应凭进出口货物报关单、《登记手册》、《核销申请表》进行核销，但对登记手册中缺少进口料件登记或用户称没有进齐料件等情况，可责成其书面说明情况并随附有关单证（如合同更改、撤销书等），凭用户提供的货款结算单和发票核销。对有疑问的，可向北京海关集中纳税处查询该合同的实际结算纳税情况。
四、口岸海关对集中纳税进料加工货物实际进口数量超过备案数量的，凡在合同规定溢装幅度之内的，可按照集中纳税货物放行，由北京海关集中纳税处一并办理减免税。超出合同规定溢装幅度的，由口岸海关照章征税。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顾苗


所谓“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就是证据。”而合法性是证据的基本特征之一，即证据必须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只有证据的合法性才能确保诉讼的程序公正，有效地树立司法权威。为此，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取证主体、取证的方法、手段、证据的形式等方面做了较明确的规定，凡符合规定得到的证据就具有合法性，否则就是非法证据。本文就是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各方面的困难以及确立和完善该规则必要性做一定的阐述。
一、 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涵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律程序，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具有证明能力，不能为法庭所采纳而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非法证据的范围包括：1、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制作的调查取得的证据材料；2、在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时制作或提查收集证据材料；3、律师或当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4、执法机关以非法的证据材料为线索调查取得的其他证据。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即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实现程序公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刑事诉讼法第91条至96条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第97条到第100条规定了询问证人的程序；第101条至108条规定了勘验、检查的程序；第109条到113条规定了搜查程序；第114条到第118条规定了扣押物证、书证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取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规定：“以刑讯逼供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从上述规定看，我国似乎已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上述的司法解释虽然两高（最高法和最高检）的解释口径一致，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都作了明确的排除，而对非法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却语焉不详。其实质上也就是默认了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可作为证据使用。
尽管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但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经常使用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居住拘留和逮捕这5种强制措施中，除了逮捕需要经过检察机关批准或人民法院决定外，其他4种强制措施都可以由公安机关单独决定并自己执行，几乎没有任何制约监督机制。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了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但公安机关仍然有权独立决定是否可以搜查。尽管我国于1998年10月签署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条约中规定了凡受刑事控告者都有“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的权利，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的权利，但在我国的刑诉法第93条却只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侦查人员讯问的义务。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犯罪嫌疑人也没有享受到这项权利。造成上述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对刑事诉讼的价值和追求的目标认识不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不同。我国刑事诉讼一直以来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结合原则中，把惩罚犯罪作为其根本目的。这就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引起各级法院重视，没有成为一种制度，没有相应的实施程序。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和完善
从以上结果我们可以看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要得到较好的执行并非一件易事。首先认定某一证据是否非法是由法院做出，这就要求法院必须能够独立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并不会受到干扰，但这在我国目前的法制环境中是不现实的。其次，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要从宪法和法律规定上增加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例如：沉默权等，这样才能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时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胆难度也是相当大的。再次，尽管我国在刑诉中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只要是被指控犯罪的人通常会被当作罪犯看待，而适用该规则可能出现的后果就是放纵部分犯罪，会使得有些即使有犯罪事实的人却因为证据取得的不合法而无法指控并受到刑事处罚，出现这种情形可能使公民在心理上难以接受。第四，由于一直以来我国首先注重的就是国家和集体利益，而最后才是个人利益，再加上我国公民的受教育程度不高，法治观念淡薄，对于人权思想更是漠不关心，所以适用此规则也需要考虑此因素。最后，由于该规则的适用必然对公安人员在调查取证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使得采用传统方式取证的办案人员在调查收集证据时也会存在较大的阻力。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原因可能会影响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建立与施行，但总体看来，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十分必要的，针对上述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在立法方面。目前，我们应当在进一步完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基础上，把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也纳入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范围。2、在司法方面。首先，要规范讯问行为。在讯问前，应当告知被讯问人享有哪些权利，以及在权利被侵害时通过何种途径进行补救。如：告知禁止刑讯逼供的相关规定，使其知道如果此权利受到侵害，可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补救。这种告知也是对讯问人员的提醒，避免其明知故犯。其次，严格规定讯问的时间、地点，并且在讯问过程中应让律师充分参与进来，一方面可以使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得到充分实现；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在场的律师对讯问取得的证据合法性进行鉴定；另外，也可起到对讯问人员进行监督的作用。最后，在法庭的审判过程中，在实质性问题审理前，审判人员应当就有无刑讯逼供和其他违法取证的现象对被告人进行询问。并且，只有当事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要求后，法院才能就取证的合法性进行审查。3、在司法人员的素质方面。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诉讼资源相对而言较为贫乏，侦破技术也较为落后，不足以支撑非法证据的排除，这就要求办案人员在无论是侦查还是起诉环节都要严格遵守法律的有关规定，提高司法机关的司法水平，节约诉讼资源。4、在对待法律传统和公民的法律意识方面。首先，应当消除封建法律思想的糟粕，使人们在思想观念上改观，推进法治建设。其次，对公民进行法制教育，通过立法和公正的司法判决来影响和和宣传，使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打下良好的基础。
法治的进步，必然以社会文明的进步为基础，离不开本国的特定条件。我国刑诉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和司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总之，不管面临的困难有多大，我认为我国必须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为这是保障人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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