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体改办等部门关于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体改办、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管局、国家工商局《关于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体改办、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管局、国家工商局 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为进一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体改办等部门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16号）精神，深化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促进政府有关部门转变职能，加强监管，标本兼治，加大整顿药品市场的力度，规范药品市场秩序，促进医药行业健
康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药品的违法犯罪活动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开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联合行动的通知》（国发〔2000〕32号）精神的基础上，继续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药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对已发现的制售假劣药品的大案、要案，药品监管、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监察等
部门要追根溯源，把制售窝点、流通渠道、仓储地点、销售场所和涉案人员彻底查清，消除制售假劣药品的根源，坚决惩治不法分子和违纪人员，特别是要依法从快、从重惩治制售假劣药品、构成犯罪的首恶分子和惯犯。药品监管等部门要坚持集中整治与加强日常监督相结合，加强市场监
管与深化改革相结合，打假治劣与支持优秀企业相结合，健全药品质量监督体系和检查制度，净化药品市场环境。
二、整治各种违法、违规经营药品的行为
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全面加强药品市场准入管理，整治各种违法、违规经营药品的行为，取缔药品无证经营和非法交易，查处药品购销活动中给予、收受回扣以及其他商业贿赂行为。在取缔药品集贸市场工作中，要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制，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有关方
面要统一思想，互相配合，巩固整顿药品市场的成果，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对取缔的非法药品交易市场由明转暗或死灰复燃的，要继续予以严厉打击并从重处罚。问题严重的，要追究有关地方、部门及其负责人的责任。
三、严格实行药品管理政企分开的体制
药品监管等有关部门要按照《国务院批转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00〕10号）要求，遵循政企分开、监督执法与行业管理职能分开、突出监督管理、统一高效、责权一致的原则，加快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健全药品监督管理体系。药
品监管等部门要与所属医药公司或以各种形式、名义挂靠的药品经营机构彻底脱钩，一律不得与任何药品经营机构保持经济利益关系。在医药行业与企业发展方面，要支持并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
四、促进优势医药企业的发展与联合
坚决打破阻碍公平竞争的部门或地方垄断、所有制限制和行政保护，调整不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积极作用的政策规定，建立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药品质量管理监控系统，取消各地对药品企业的重复检测、重复审批、重复发放“准销证”，取消以备案登记等名义对其他地区医药企业进入
本地区药品市场的限制。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优化医药产业结构。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支持优势医药企业通过收购、兼并等方式扩大经营规模，促进药品代理配送、连锁经营等营销方式的发展，形成一批跨地区、上规模、集约化、高水平的医药企业集团，在药品生产流通中发挥骨
干作用。
五、扭转药品生产低水平重复的状况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下决心对小药厂进行整顿，关停一批污染环境、浪费资源、不符合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低水平重复建设、达不到药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规范（ＧＭＰ）或不能正常生产经营的小药厂。药品监管部门要对医院制剂室进行清理整顿，凡市场能正常供应的制剂医院
不得重复生产，对不具备制剂条件的医院制剂室不予换证。
六、清理整顿药品流通企业
清理整顿药品流通企业要与药品经营换证工作相结合。对质量保证体系不健全、经营行为不规范、达不到换证条件的药品流通企业不予换证；对资不抵债、濒临破产或在一定时期内达不到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ＧＳＰ）的药品流通企业，坚决取消其经营资格；对不能正常经营药品、
主要靠出租办公楼、仓库等物业维持生存的药品流通企业要进行整顿，对违法招商经营的要依法查处，直至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
七、完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
卫生部门要规范医疗机构的药品使用管理，扩大集中招标采购药品的品种，逐步将主要药品品种都纳入集中招标采购的范围。对招标采购药品中的重要环节，如评标办法、面向全社会的专家库组成等要进行严格的审查管理，保证招标采购的公开、公平、公正。卫生、药品监管、价格主
管等部门要对药品招标采购行为和价格进行监督。招标采购的药品要以实际进价为基础合理制定零售价格，通过招标采购降低药品价格的好处应主要让利于患者，医疗机构可分享一定比例。
八、推进医药商品交易电子化
建立和完善由政府有关部门认证并监督管理的医药商品电子交易系统，积极推进医药商品交易电子化，充分发挥电子交易系统在药品生产、流通和消费之间的桥梁作用，及时沟通信息，实现快捷交易，并利用该系统进行医药商品的委托集中招标采购，将交易行为纳入规范化、公开化的
轨道，从制度上纠正医药商品购销活动中的不正之风。
九、加强农村药品供应网络建设
要切实解决广大农村缺乏正规、稳定的药品供应渠道的问题，加强农村药品供应网络建设。鼓励大中型药品批发企业兼并小型药品批发企业，将销售网络向县一级延伸，发展乡村药品代销点，方便农民购药。促进农村卫生服务网集中招标采购药品，在边远地区也可通过乡村卫生服务管
理一体化，由乡镇卫生院为乡村医生统一代购药品，防止假劣药品流向农村，保障农民用药安全。
十、推行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的办法
各级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要积极落实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的政策措施，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有关规定。在规范财政补助方式和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基础上，逐步把医疗机构的门诊药房改为药品零售企业，独立核算，照章纳税，与社会零售药店平等竞争，促进药品流通的社会
化、专业化和集约化，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社区卫生组织、门诊部和个体诊所只能经销由省级卫生、药品监管部门审定的常用和急救药品。卫生、药品监管部门要抓紧制定常用和急救药品的目录以及相关管理办法，在基层尽快落实上述措施。
十一、加快实施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类管理的制度
药品监管等部门要积极配合，完善政策，尽快规范并做好处方药的销售管理工作。在确保安全性、有效性的基础上，为满足人民群众自我保健的需要，加快非处方药的遴选等工作，拓展非处方药的流通渠道。乙类非处方药经批准可以在日用品零售商店销售。
十二、改进对新药研究和审批的管理
要修订新药标准，鼓励开展新药研究和创新。对技术含量不高，低水平重复研究、重复生产的，药品监管部门要严格把关，不予批准生产。对新药报批中弄虚作假的，要依法严肃处理。新药审批管理的政策规定、工作程序和时限等要实行政务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十三、加大对药品价格监督的力度
逐步实施药品价格公示制度和在药品外包装上印制零售价格的制度，加大对药品价格监督的力度。这项工作先从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部分药品开始试点，逐步推广到在国内销售的各种药品。要明确国家规定的价格是最高限价，在医院或药店进行药品零售，允许低于但不得高于公示价格销
售或印制标价。
十四、加强对药品广告的监督管理
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认真贯彻国家药品监管局、国家工商局《关于加强处方药广告审查管理工作的通知》（国药管市〔2001〕14号）精神，逐步停止处方药在大众媒体发布广告。药品监管部门要依照有关规定严格审查各类药品广告，并对其日常刊播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发现违法、违规发布的药品广告，要及时采取措施作出相应处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大对违法、违规药品广告的查处力度，有效规范药品广告的发布秩序。
十五、全面贯彻落实整顿、规范药品市场的各项措施
整顿、规范药品市场，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医药行业和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稳定的大局。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克服地方和部门本位主义，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
政和舆论手段，认真做好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的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根据上述意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抓紧制定实施方案，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确保整顿、规范药品市场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国务院有关部门将适时督促检查各地区贯彻执行本意见的情况。



2001年3月10日
刑诉•铁三角——浅谈公检法之规范配合

刘红军

关键字：刑诉 分工 铁三角 配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这一条文准确规定了在司法过程中“刑诉铁三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各自的地位。看起来相互制约、配合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我们却在现实中发现了问题。
让我们以案例说话：
2000年，杜培武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民警，其妻与云南省某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某有染。一天，杜妻与王某在汽车中双双被枪杀。杜培武涉嫌故意杀人被捕。公安人员在对杜培武进行询问时采用了多种刑讯手段逼取其口供。杜培武忍受不住刑讯，被迫承认了所谓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一审法院判处杜培武死刑，二审法院改判杜培武死缓刑。真凶因另案案发，供认系杀害杜培武之妻和王某，案情大白于天下，杜培武冤案得以昭雪。
2002年，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处主任李久明，在婚外他与一位同事的妹妹关系暧昧。由于双方发生矛盾，请该同事夫妇调停。调解未成功。一段时间后，因该同事夫妇被一入室男子刺成重伤而被公安局列为犯罪嫌疑人。在公安局没有掌握李久明任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强行搜查其办公室和家里并搜出钢珠枪一支，因此入狱，屈打成招。
李久明案与杜培武案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庭审时，两人均提出办案人员有刑讯逼供行为。杜培武在庭审时出示刑讯证物———血衣，李久明所写的控告书多处提到讯问人员的多种刑讯行为。杜李二人所提出遭到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主张，法院培养采纳。
尽管杜李二人百般申辩，案件本身疑点丛生，但最后两人均被判处死缓。
这两件案例的分析已经很多了，所以我在此也不多加评论。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其中体现出的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宪法条例的之间关系。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件案子将中国公检法三方面之间的“配合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相互帮助，相互协调。血衣可以不见，控告书可以不管，艰苦奋斗排除万难无所顾忌配合一致，以最终得出了嫌疑人有罪的结论。但是，这样的配合是什么？
这样的“配合”便等于说是让国家的司法机构、审查和暴力机构铸就了一条坚不可摧的“统一战线”，这条统一战线几乎集和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显得十分的强大。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条统一战线的对立面，犯罪嫌疑人站在那边形单影只，面对着法律的审判战战兢兢、俯首任命。这是人们会欢呼——罪犯伏法、正义伸张，于是张灯结彩、扶手而庆。真好，皆大欢喜。因为国家为我们主持了公道。这看起来很好，但要是问题变化一下——这个案子是一个错案，嫌疑人是屈打成招的——那我们该如何处之？
第一篇、诉讼——手中的底牌
中国的司法制度大抵是从公堂开始的。从那一刻起，公堂便成为了人们对簿之地，到了那里不管你是对的还是错的，不管你是恶的还是善的，更不管你是斯文的还是外向的，所有人都撕破了脸，口舌相对，连讽带骂，直到弄个鱼死网破，水落石出。
在这一点上很多人会想起古罗马时期的审判热潮。古罗马人与其说是善于利用法律，不如说是热衷于打官司。他们特别的喜欢在法庭之上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当然，即使没有道理，他们也喜欢为了口舌之快求个胜负）。于是四面八方的人都涌向罗马，有的人不为别的，就为了看一眼罗马的法庭。就像欣赏话剧一般，欣赏法庭之上唇枪舌剑的较量。
古罗马人是好诉的，他们喜欢这样你来我往的诉讼较量，但中国人与他们是不同的。众所周知，西方思想是一种外向的思想。他们不过不拒绝对外的张扬，而且还热衷于这种表露的形式，所以诉讼在西方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中国则搞好相反，对于我们来说所具有的是一种内涵的性格。由于从小受到了“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思想的教育，我们遇到了问题一般喜欢先忍一忍，以静观其变，直到万不得已了才将实情大白于天下，做一个最后的了结。这一个了结，以必定是剧烈而彻底的了结。正如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一样，一场暴动，将一切重新开始。我历来反对革命。连命都要革了，那必然是一种巨大的破坏。即使获胜，所掌握的也必然是一个一片狼藉的现状。我喜欢更为温和一点地解决途径。而在我看来，法律就是一个比暴力好一些的方法，它用规定好的习惯规则来符合当事人对问题共同的评定取向。于是，当我们拒绝革命来改变一切的时候，我们步入诉诸法律。
所以，综上所知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点结论：
第一、 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相比不是一个好诉的民族。
第二、 诉讼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最后的也是最不愿使用的手段
第三、 即使中国人避免诉讼，但国人对诉讼的本身是有需求的。
诉讼，是中国人手中的一张底牌，决不轻易打出。但若不得以打出了呢？
第二篇、被告——法庭上的劣势群体
被告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利的地位，特别在刑事案件上，被告被夹在了两个相互补充的劣势之中：其一是人们潜意识上的歧视，另一是与公权力的较量。
在国人的意识里，只要一个人上了法庭，他就是有问题的；如果你自身没有问题，自然不会空穴来风。因而在中国做被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人们的观念中从一开始他就被不自主地放在了劣势，自然便理所当然的受到了不少“微词”相对。而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审查部门的审讯之中。往往警察局注意到一个嫌疑人，他们不自觉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与他有关。然后她会沿着自己这一条主管思路走下去，以得到他自己所预料的结论。往往不自觉地就会把案件引向嫌疑人就是有罪的这一方向——就是我们常说的“有罪推定”。
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在法律上其实约束了三道关卡以防止人的主观意识影响到客观案件，第一是警察局的办案程序，第二是检察院的省查监督制度，第三是法院的分析判决。在这三道关卡之中，各种客观证据回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分析和确定，最后以客观的人证、物证裁定结果。三道段之间相互约束，相互制衡。每一道关卡的裁定都会被其他的两道关卡看着，以免出错。这就自然的形成了一种平衡的关系，以保障公平。
但当公检法站在了统一战线之上时，这一种平衡被完全的打破，转而变成了当事人和公权力的对决。以一人之力对抗国家之力，显然是螳臂挡车。
在此看来，这一“统一战线”的确立大概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了。被告若真的是罪有应得那还好，但要着实是一个冤假错案，那必是免不了屈打成招的事。要更进一步的话，更有查案查死人的事情：2000年,泽州县公安局刑警三中队抓捕盗窃摩托车犯罪嫌疑人吴飞龙、刘国军后为了了解“事实真相”不惜刑讯逼供，最后将吴飞龙殴打致死。
如此这般之事，呜呼哀哉，无法可想。
第三篇、刑讯逼供——中国之刑事传统
殊不知，我国古时大堂之上的仪仗排列。以包公为例：两排小吏（类比法警）持棒（类比电棍）而站，上面坐着包拯（类比法官），下面坐着公孙策（类比书记员），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以及展昭等一干人等立于一旁（类比法警小队长）。堂后摆着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后面还供着尚方宝剑(意思是我还有更大的靠山)。于是犯人一带上，全堂高喊“威武”，吓得罪人伏法，好不威风。
但细细想来，这一帮人在干嘛？手持刀剑，身带电棒，摆明了暗地里就告诉你：你说不说？不说可有你受的！我们可都操着家伙在，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摆设。从秦律到唐律，从宋律到清律，都分明写着大刑伺候，这还不让有罪者吓得屁滚尿流，让冤枉者吓得战战兢兢。而且老爷会说那些最人骨头里贱，不用给点惩罚他就不知好歹，那个潘仁美不就使用了形都不肯招吗。在他们眼中，罪人上堂本就是来受罚的，有什么罚不得？
而且从抓人，到取证，甚至提起公诉和判决都采取一条龙服务的形式。意思就是，没什么，你告吧——你告上来我就给你做主。
好一个青天。
第四篇、最佳拍档——检察院与警察局的邂逅
凡是研究美国法的人，都会发现一些其中有趣的东西。
与中国不同，美国抓不犯人是需要法院批准的（而中国的决定权是检察院），他们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候允许自主拘捕，但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得到检察院的允许，否则立刻放人。法律是追求公平的，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所以在我看来，这种制度就是对本就处于不利方的嫌疑人一种公平的法律待遇，这是很好的。
但在中国情况就有所不同，对于嫌疑人的起诉方和拘捕允许权都放在了一个部门的手里。也就是说，抓他的是你，提供材料说他有罪的也是你。就像上面所说的，检察院和警察局的制衡关系被这一权力打破了，于是，没有人来监督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罪，到头来所有说话的权利都在你的手上。这种制度下产生的案件所具备的真实性不由得让人堪忧。
同时，也就像上面所说，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公诉方的潜意识中嫌疑犯就是有罪的（因为没有罪警察就不会怀疑上他）。而他们就是带着这个思路去取证和审查的，中国自古有存在刑讯逼供的历史，这就难免让嫌疑人在审查过程之中有了皮肉之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拳脚之下出“事实”便也不是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警察机关和检察院一搭档，那么便成为了一把利刃，嫌疑人在利刃之下无处可逃。
剑峰所指，所向披靡。
第五篇、无序配合——集权化的毒树
看来嫌疑人已处于极大的被动之中，要在官司之中沉冤待雪只能靠法院了。
于是，再加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局面：社会之中的“同志”之间为了工作生活中的“面子”问题，相互“撑台”。这里出现了三个关键词——“同志”、“面子”、“撑台”。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公检法之中有党员，所以他们有“同志”；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做错了就得丢“面子”，于是都有所顾及，毕竟是经常在一起办案子的；所以难免他们得相互“撑台”，相互弥补漏洞，为自己的“同志”挽回“面子”。
党和国重叠在了一起，人们的政治生活就愈发的丰富起来，有关审判的权利也逐渐得集中了起来。（在此省去10字）公检法强强配合之下，嫌疑人最后的救命稻草也丢了，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们的判案技巧。如果幸运，他们判对了，我们皆大欢喜；判错了，我们自认倒霉。再加上社会一些不良风气的干扰，和办案人员自身对案件的好恶和看法，被告命若琴弦，悬如一发。
这是一棵司法无序集权化的毒树，它们必将产生变异的果实。我们无法判定他们所结出的下一颗果实是好的或是坏的，因为这一切都太具有不定性了。法律本是“对于审判结果的预见”，但现在却无能为力，要知道这样的毒树是与法律之本质是背道而驰的。